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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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七——论良性互动

秦永敏: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七——论良性互动
   
   作者: 秦永敏
   
   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就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只有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反对派的主流意识,并进而成为包括体制内精英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意思,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可能顺利完成。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国民主党人,对中国和平地走向民主宪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把“良性互动”确立为我们的行事原则,是我们对全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需要。

   早在1993年,我就在《和平宪章》中开宗明义的写到:“第一、我们认为,大陆政府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一切决议,并应该从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入手,立刻制定与当代各民主国家类等的人身、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含开放党禁)、游行、示威、罢工以及公民自由出入国境等方面的法规,立刻废除“反革命罪”,并在国际监督和国际国内與论督促下严格执行。
   
   作为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由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
   
   第二、我们呼吁大陆政府当局拿出驾驭历史性变革的宏大气魄,从速制定并实施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进而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的战略措施,从而创造使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过程始终处于中央政府可以控制和调节的范围内的条件。
   
   第三、在大陆政府承认以上两条的前提下,我们呼吁全体民众和海内外一切进步力量,尊重大陆政府是唯一有可能主导大陆和平变革的主要力量这一事实,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合作,提供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建议,搁置那些无关宏旨的利害冲突,力争与当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和解进程。”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和平宪章》的宗旨概括为“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和平宪章》以及中国民主党朋友们也一直依此而行,竭尽全力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而奋斗。
   
   就是说,我们认为,中国人应该摆脱几千年的治乱循环历史,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继承“礼之用和为贵”的优秀文化传统,摈弃暴力至上、权力至上的野蛮主张,而改宗普世价值,崇奉人权至上,从而在官民之间、朝野之间、两岸之间、各民族之间实现善意沟通,通过谈判妥协争取各方的最大利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从而和平的完成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在这个宗旨里,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要点,就是坚持良性互动原则。顾名思义,良性互动就是各方都必须抱有共存共荣的善意,并且表现在行动上。当然,这种共存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共存,这种共荣不是邪恶和正义的共荣,而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存,是中国各个社会阶级阶层和民族的共荣,说到底,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存共荣。
   
   今日中国,不仅是一党独大,而且是一党专政,民间力量虽然已在崛起,也被当局一再打压,因此,一说良性互动,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显然,是否良性互动,绝不可能仅由哪一方说了算,只能由各方共同来决定。从当前来说,更不可能仅由极为弱小的民间力量说了算,说白了,甚至只能由当局来决定。不过,历史是发展变化着的,戏剧性的转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须知,今天取决于专制当局的一切明天取决于民间力量的事情,在世界现代史上是常规而不是例外,普遍发生,各国皆然,不胜枚举,毋庸赘述。从良性互动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历史地看,可以说必然取决于民主人权力量。
   
   互动状况可能有多种,下面不妨做个排列:
   
   1、官民都愿意良性互动。显然,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宪政民主化转型就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2、民间民意沸腾,当局被迫妥协。这种情况下,良性互动和平转型还是可能完成。
   
   3、民间要求良性互动,官方坚持恶性相待。这种情况下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时看不到什么可能性。
   
   4、民间呼唤良性互动,官方惨无人道镇压。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和平转型可言。
   
   我们对照一下现实,不难发现,迄今为止情况不容乐观,尽管《和平宪章》问世已经有近二十年了,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也有十三年了,无论民间怎么呼唤良性互动,官方仍然坚持恶性相待,以此观之,是否表明《和平宪章》呼唤良性互动失败,和平转型已经无望?事实上,今日中国的许多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特别是今年以来,一方面连中东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都因“茉莉花”革命而普遍的发生剧烈的民主化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却逆历史潮流而行,不仅残酷打压同类活动号召者,而且连从前放开的维权活动、律师活动、基层选举活动也一概加以非法打压。这样,当局的恶性相待令民间群情激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转型除了暴力革命已经无路可走。
   
   但是,情况并不这么简单。这里,我们不必再重复前文已经说明的暴力革命没有可以发动的基本群众、没有可以和当局抗衡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大众总体上已经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按照“非危不战”的公理,也失去了道义基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以上四种互动状况视为彼此对立完全相互排斥的现象,相反,深思一下中国当代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可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允许民间力量存在,也就没有良性互动可言。邓小平时代民间力量虽然开始产生,却以民间呼唤良性互动,官方惨无人道残酷镇压结束。大家知道,不仅六四大屠杀没商量,就是那以后到邓小平死之前,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异议存在。任何中国人,不仅在国内表达政治异议会坐牢,就是在国际传媒上说一句话也同样如此。但是,在邓小平死后情况就不同了,各种民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和发展起来。虽然历史的看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成熟使市民社会的形成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但不管怎么说,由此开始,民间力量迅速发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当局也被迫容忍了这种状态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民间要求良性互动,官方坚持恶性相待”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当局虽被迫容忍,却又“剃头挑子一头热”, 一时看不到什么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呢?
   
   这里的道理说起来并不复杂,那就是当局虽被迫容忍民间力量的存在,民间力量却还太弱小,不足以和当局正面抗衡。因此,当今时代虽然使当局不可能再奉行毛泽东“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政策,甚至不可能维持邓小平那种残酷镇压也自认不输理的一套,却还是因为可以蛮横打压“人莫予毒”而无所顾忌。这样,良性互动失败于今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然而,“今之夕兮何夕”?我出狱后写的一篇关于当今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的文章中指出,今天中国已经来到民主化转型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特征是,1,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2,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3,当局仍在重点打压,4,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
   
   进一步说,现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已经高度发展高度分化,形成了多条战线,有了多个中心,出现了多个领军人物,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这就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有志于民主事业的年轻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在适合于自己的战线上努力工作。工作的基本方式,就是以宪法和联合国各人权公约为据,带领周围的民众争取人权维护人权,把他们依法组织起来,把各个自发产生的组织联合起来,使各条战线的工作协调起来,水流千遭归大海,中国最终一定会形成强大的民间力量,尤其是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应该强调,民主自由不是官方赐予民众的。特别是在权就是钱、全面腐败的今天,大小官员为了最后的猛捞一把,绝不会不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极力维持他们贪污受贿的天堂,所以,我们看到,大量各级各类地方官员动用国家暴力和黑社会力量打压反对他们胡作非为枉法徇情、揭露他们鱼肉良民损公肥私的正直公民,不仅如此,最高当局也同样把不择手段的控制政局也就是所谓的维稳当做第一要务,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为了维持统治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维持手中的权力可以压倒良知、压倒国法、压倒正义、压倒人性,总之是不惜返回野蛮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要求良性互动,官方坚持恶性相待,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既然春天已经来临,低温已经很高,再怎么倒春寒,也不会冷到哪里去了!具体地说,由于中国的和平转型已经到了这样的水平,无论当局怎么倒退,其恶劣做法从总体上说和毛泽东时代比起来还是小儿科,和邓小平时代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时代是全国一律、全面专政、诛灭九族、暴君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时代是坚持专政、必要时首都街头大开杀戒、不择手段的迫使全国噤声,今天,中共当局虽然不惜使用黑社会手段迫使许多活跃人士闭嘴,却无论如何没有、也无法迫使全国公民放弃民主人权诉求,总体上说,其恶行只是针对极少数最活跃的具体个人进行,也顶多关几个月,判几年,并没有像邓小平时代把大量异议人士判处长期徒刑,更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把大量“反革命”杀死逼死折磨死。所以,当局的倒退,尤其是今年以来的倒退,虽然因为其倒行逆施令人切齿痛恨,但其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仅略有遏止作用,从而暂时推迟了民主人权运动的高潮到来,根本改变不了民主人权力量继续迅速集结并且加速发展的基本趋势。这样,民间力量成长到当局无法控制的水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如此一来,届时就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强大的民间力量使当局明智起来,愿意开始通过谈判、对话、协商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要么是沸腾的民怨导致天下大乱,迫使当局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聪明的选择向民间力量妥协并且因此掌握主动权,从而使当局开始和民间力量全面妥协。当然,以上情况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由于可以看到的各种要素均不具备,也绝不可能在中共第四代出现,。
   
   不过,由于中国民间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中共第五代的十年统治中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
   
   同时,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第三第四种情况的发生绝不会拖过中共第六代。说到这里,难道“良性互动”只是一种战略考量?只会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发生吗?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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