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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今天,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作者:李江琳
   
    今年,藏区发生了一连串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至今已有9名年轻僧尼举火自焚,以死抗争。面对震惊世界的藏人连续自焚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责任推给“身份不明的”海外达赖喇嘛支持者,并指责这些事件“违背佛教教义”,著名评论家胡平称该发言人的讲话“丧尽天良”。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达赖喇嘛尊者和流散世界的藏人以印度达兰萨拉为中心,为中国境内的自焚僧尼举办祈祷法会,并绝食一天。自由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这天,全世界有许多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也与藏人一同绝食抗议。
   
    2008年至今的一连串事件,只是藏人反抗暴政的延续。由于信息封锁,藏人在暴政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抗,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直到2008年的第三次“拉萨事件”,才露出了冰山一角。事实上,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在藏地的宗教迫害从未停止,藏人的反抗一波接一波,一代接一代,亦从未停息。
   
   
   中共对藏传佛教迫害的历史回顾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以武力为后盾,在西藏三区陆续展开被官方称之为“民主改革”的强制改造。中共在藏区的土改分为几个阶段进行,在甘青滇川的民族杂居区,土改与汉区土改同时进行。达赖喇嘛出生的塔泽村,即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红岩村(原属湟中县),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小村,32户人家中有9户汉人。1951年冬季即开展土改,期间将达赖喇嘛家族的土地没收分配,他姐夫的一名亲戚还因“为地主转移财产”而被劳教(1953年2月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1956年,中共将暴力土改推行到藏地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土改的同时直接推行合作化,全面没收僧俗民众的财产,批斗僧侣和头人,摧毁寺院,激发了藏人的武装反抗,中共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战争从四川藏区开始。1956年3-4月间,中共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著名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巴塘康宁寺和乡城桑披寺。 镇压长达六年,至1962年夏季才结束。这场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在官方历史中称为“平叛”。因此,所谓“民主改革”,其实是由土改、合作化、“平叛”、镇反以及“四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组成的强制性社会变革,其过程既无“民主”可言,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究其本质,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事实上是以“民主”为名的摧毁,以“改革”为名的掠夺。通过这些运动,至1960年代初,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遭到全面摧毁。
   
    其中的“四反运动”,即“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动,亦称“反封建运动”,内部文件中称为“宗教改革”或“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是针对整个藏区寺院的一场政治运动。《解放西藏史》等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中,对这场为期半年多的“四反运动”几乎不落笔墨,即使不得不承认建政后对西藏宗教的破坏,也是推给文革。其实,文革是中共有计划地摧毁西藏文化的第二波。第一波就是这个在中共官方历史中几乎不留痕迹的“四反运动”。
   
    1958年6月4日至7日,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分别在会上讲话,认为“宗教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李维汉在他的讲话中明确说:
   
   
   
   过去几年对宗教采取的方针,是基本不动,只同他们作政治斗争。……作政治斗争,而不牵连到宗教。这个方针对不对?我看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那时民主革命还没有搞,就动宗教?反革命没有动,就动宗教?还有建党、建团,群众工作,这些都没搞,就动宗教怎么行?所以过去不动是对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起了变化,民主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民族关系基本改善了,党建立起来了,团建立起来了,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巩固了。所有这些叫做社会主义的优势,人民的优势,共产党的优势,人民民主专政的优势。(“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48页)
   
   
   
    “青岛会议”召开时,中共在甘孜、阿坝已经进行了两波军事镇压,民间武器已经基本收缴,土改基本完成。中共在青海、甘孜、云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时候开始摧毁寺院,藏人已经不再有反抗能力了。于是,1958年11月,乌兰夫和汪锋以中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四项建议,中央于同年12月批转该建议,提出“对于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打击,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彻底搞臭,除过必须逮捕者应加逮捕外,还须注意不要逮捕过多,尤其不要轻易杀人。”
   
   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1958年湟中县鲁沙尔镇三万人批斗大会 (《青海画报》1958年12月)
   
   
   
    不过,汪峰和乌兰夫的建议提交之前,“四反运动”已经开始。甘孜州白玉县1958年6月就开始,青海8月开始,甘南10月开始,至同年11月间,“四反运动”在甘川青滇全面展开。这场运动于1959年3-4月间结束。当时藏区有多少寺院?根据新华社内参的报导,甘南州有196座寺院,15664僧人,四川有727座寺院,约10万僧人。加上其他资料透露的数据,1958年之前,整个西藏三区有3929座寺院,279951名僧人。这个寺院数据应该不包括诸如修行洞一类的宗教活动地点。这仅是藏区的数据。加上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如蒙、羌、土、裕固等民族,共有五千多座寺院,45万多僧尼。
   
    在“四反运动”中,寺院财产被政府没收。寺院财富来自当地民众的奉献和寺院的经营,但“四反运动”中没收的财富并未归还民众。以甘孜道孚县为例:
   
   
   
   (四反运动中)废除了寺庙的一切特权,没收各种枪支290支,子弹5080发,土地7830亩,房屋2743间,粮食69万余斤,牲畜12000头,各种封建物资折款139.8万元。分给群众粮食32.19万斤, 物资折款14.56万元。……没收的金银珠宝按规定上交国库。(《道孚县志》327页)
   
   
   
    从上述数字中可见,没收的粮食分给民众的不到一半,分给民众的物质折款仅占没收物质折款的10.41%。中共在那场针对藏区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掠夺了多少财富?至今未见公布。
   
    “宗教制度改革”后,除了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2123座寺院暂时未动外,其他地区的1千800多座寺院大部分被关闭、占用、拆除,其中数量不明的寺院毁于战火。甘南州的196座寺院保留了4座,甘孜州的540座寺院保留了27座。僧人大部分被遣散回乡,绝大多数被迫还俗,各地著名宗教领袖大多被捕入狱,许多死在狱中。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噶举派上师,16世噶玛巴仁波切同时被迫逃离。至此,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全部流亡境外。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藏区到处都是寺院的废墟。
   
   
   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位于青海玉树州结古镇北50公里的仲达乡境内的让娘寺 (网络图片)
   
   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1958年8月,有700多年历史的让娘寺在“让娘寺攻坚战”中被炸药炸毁,沦为废墟 (网络图片)
   
   
   
   
   “宗教自由”的假象
   
   
   
   
   从表面看来,“信仰自由”是写入中国宪法的“基本国策”之一。但1958年“青岛会议”上,李维汉对宪法上的“信仰自由”有相当清楚的解释:
   
   
   
   我们党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基本政策,如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统一战线等,是完全正确的,是长期不变的。还有一类是具体政策,是执行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所采取的策略性的政策,它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对宗教信仰,我们过去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今后仍然是这个政策。我们从来认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消灭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宗教是万万岁,更没有讲过宗教制度不能改革。(“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49页)
   
   
   
   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说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含义:“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汪锋:“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84页)
   
   
   1958年11月,乌兰夫、汪锋在提交中央的四项建议的第一项为:“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同上,730页)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共“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432页。)
   
   
    至于具体方法,李维汉和汪锋都主张“彻底发动群众”,在寺院内外进行社会动员,利用“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内外夹攻”,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除此之外,军队也是摧毁寺院的力量之一,一些寺院就是由军队用炮轰和飞机轰炸直接摧毁的。
   
   
    然而,由于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用来“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造谣的,因此在实施名义上的“宗教制度改革”时,就不得不换个名称。汪锋在其讲话中提出:“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子。”(《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785页)
   
   
   这就是“宗教改革”被称为“四反运动”的原因。几十年后,中共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承认在藏区走过一段“弯路”,却把责任推给文革和“四人帮”。事实上,文革只是摧毁宗教的第二波,摧毁的只是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之后残存的少量寺院,其中包括藏民族最神圣的寺院——大昭寺。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有限度地开放西藏,才将被占用为招待所的大昭寺重新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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