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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公权力:到公安派出所维权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23
   
   陈西
   中国有一段长期的驯化公权力的路要走。面对着权力精英对权力的执迷,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和专制极权文化的猖獗,驯化公权力,把权力者关进“笼子”,实践宪政民主制度,这是我们人权捍卫者(驯兽师)必须承担的责任。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长期遭受公安人员的打压,或坐过强权者的大牢,或被拘押,或被抄家,或被软禁,或被旅游,或被公安逼得难以为生、家破人亡。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去直面公权力的迫害,去考问公权力、监督公权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驱赶公权力,捍卫着私权、人权、公民的政治权。他们承担着一个人权捍卫者、驯兽师必须承担的苦难、风险、痛楚、灾难、动荡不安的生活,以及人类自我驯化先驱者必须承担的职责。
   历史上,人们大都关注对动物的训练以及对人体技巧和脑力工具性的训练,却忽略了对人及其兽性的驯化,更忽略了对公权力的规训。贵州人权研讨会立志于一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所以,对公权力侵犯公民权的事件特别关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主动到公安派出所维权。其中到过贵阳市北京路派出所、头桥派出所、三桥派出所、新华路派出所、市西路派出所等。下面记录下这些鲜为人知的与公权力直面较量的情节,与其他驯兽师交流。
   
   到头桥派出所、北京路派出所
   
   2011年2月12日,贵州人权捍卫者知道糜崇标先生在7日因散发“北非之春”的资料被公安殴打并且资料被抢后,我们一行十多人决定前往派出所寻找打人凶手,规训兽性实足的公安。一同前往派出所的有糜崇标、田祖湘、范厚成、小王、雍志明、李老伯、李林华、曹师傅、孙国庆、欧阳、姚飞、张文忠、陈西等。
   下午2点30分,我们来到贵阳市头桥派出所。我们找到该所的教导员,我递上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着“陈西,基督徒、民间反对派人士、自由撰稿人、绿色文化者”;中间的白底红字是“尊严公义你我有份”。我说:“有警员在执行警务时随意殴打公民,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安全,请教导员给个说法”。
   该教导员看了名片说:“陈西,早就知道你,但是,所里负责国保的周副所长现在不在,我不了解情况;你们可以到警务公开栏寻找是谁打人,发现后我们再说”。当我们没有发现对象后,他说:“我会查找7日以内的出警记录,核实有无出警,再给你们一个答复”。同时,他建议我们去北京路派出所找找,或许是北京路派出所出的警。因该地段是一个三角地带,既属于北京路派出所,也属于黔灵公园派出所和头桥派出所管辖。
   随后,我们前往北京路派出所。在北京路派出所,我们先在“警务公开栏”寻找犯罪嫌疑人,我拿着相机对着公开栏拍照,有一位穿便服的警员不准我拍照。他粗暴生硬的态度激怒了理性的驯兽师;于是,我们让他拿出证件、穿上工作服再说话。
   我们责问他道:“‘警务公开栏’里的资料不能公开,还设置‘公开栏’干什么用?居然不能公开,不能拍照,请你把相关规定出示来看看!你知道吗,你禁止我们记录拍照是违反‘国家信息公开管理条例’的”。
   在经过对该公安的驯化后(或者说是“一场争吵”后),他无话可说,退到了一边。看到人权捍卫者与公安产生冲突,警号为ZA0086的警员接待了我们。他说2月7日上午他们没有出警,要我们离开派出所。我们要求出示书面的东西足以证明,如果不能出示没有出警的证据,我们要见当日值班的负责人。经过争取,一名自称是负责人的姓蒙的女警官(警号:00988)从楼上下来,她要求我们选两位代表与她谈。我与糜崇标先生走进了有10来名公安在场的警务室,门随及被关上。
   我递上我的名片,说明我们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糜崇标先生提出自己的人权受到侵犯,要抓住打人凶手。该警官要其他警员拿出警记录簿来查,翻阅过后说:“那天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所没有出警”。
   我们坚持要看证据,不然我们决不离开。她只好把出警记录簿递给我们俩看。出警记录写着:“7日上午10:36,市110报警中心转来:有人报警;事项:在黔灵公园门口,有人正在散发反党传单,请本所处置”。处置一栏写道:“经与报案人联系,案发地点不属于本所管辖,报中心转处置”。
   
   到三桥派出所
   
   4月某日晚10点,接到糜先生夫人李阿姨的电话,说糜崇标被三桥派出所绑架已经10多个小时,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她叫我明天同她去派出所问问。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一人前往三桥派出所(如果说还有人随去的话就是长期监控我的保镖中其中的一个)。到了派出所,与李阿姨碰了面,问明情况,得知糜被关在二楼一房间内,身边有人看守,而二楼楼梯口有道随时上锁的铁门,外来人员不知道开锁密码进不去。我到警务公开栏查看,知道该所所长叫王平,教导员是刘小玉。我抓住机会进了铁门,直接去找所长教导员的办公室。得知刘小玉在四楼会议室开会后,我就上了四楼的会议室。进门我就询问谁是“刘小玉”,并说明是为糜的事情而来。正在讲话的一个矮胖子警官说:我就是,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开会,请你在外等半小时。我出门后,在二楼找到关押糜崇标先生的小房间,进了屋。看到糜先生满脸疲惫不堪、病态的样子坐在椅子上。他说他们不允许他休息,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看到公安这样折磨73岁的老人,我心中既悲痛,又愤慨。慰问糜先生后,我问看押糜先生的公安:“到底糜崇标先生犯了什么案,你们关押他已超过24小时,既不出示法律手续,又不给他的家人好友一个说明”。该警官却不作回答,只把事情推给他的领导。
   我出门再到所长办公室,发现王平已经坐在她的位置上。敲门进去后,我递上我的名片,并说明来意,要了解糜的案件。我说:“我们人权捍卫者很关心糜的事,糜到底犯了什么事,我将就此事要写篇跟踪报道;同时,他家里人想知道糜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你们这样随意抓人拘留人,而且没有任何手续,是违法犯罪的”,我强调道。
   王回应说:“我们是请他来,并且马上可以叫他回家。”
   我没有与这位执法者继续追究下去,而是顺着她的话说:“既然是请来的,那么就让糜老师傅回家。他那么大把的年纪,你们不让他好好休息,作为执法者,或一个普通人,想想他可以做你的父辈,你的心就这样残忍吗!”
   这位警官被中宣部的党文化洗过脑,刚开始还强调糜受敌对势力指使,长期散发反动传单,不听劝说,有“敌对意图”等等,我直接说道:“糜崇标是我们人权研讨会的普通成员,他宣传《世界人权宣言》怎么就有‘敌对意图’?再说,‘敌对意图’在刑法里算哪一款子罪?‘敌对意图’是犯罪吗?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连法律常识都没有,怎么可以以‘敌对意图’乱关押一个公民?如果你确立的这一款罪存在,要抓他不如抓我陈西,我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联系人之一,还是一个‘老反革命分子’,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问我,没有必要与一个老年人过不去。”
   王警官满脑子的是革命党对待敌对势力、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意识,作为执法者,她完全没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秉公说话,而是站在一党的意识形态上使公权力变成了私器;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当下的反对派人士,总认为我们是来同他们争天下争权力的,心中唯有对权力的看护,而不是护法。什么“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建设”、“个人正当权利”她完全不懂,她只知服从上级党委官僚组织的指令。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给她开个小灶,讲讲我们反对派人士的立场、观点、意识和意图;特别给她强调指出:首先要做公民,要做人,再去做工具,做党和长官的奴仆。
   经过近一小时的驯化,她最后只说了句“我说不赢你”。倒是跟随我的“权力保镖”(警方安排跟踪我的人),那位年青的小伙子经过驯化起了作用,他说:“陈老师,听你一番话,我决定不干这个工作了,我不愿意再当这个党的权力保镖”。我说:“你不干这个工作,你怎么办”?他说:“我还年青,我还可以去找其他的事干”。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年青人。
   
   到其它公安派出所
   
   人权捍卫者糜崇标、吴玉琴等几十人到新华路派出所维权。2010年12月23日,贵州人权捍卫者在贵阳民权广场开办的“民权橱窗”多次被新华派出所的公安非法收缴,还把在广场散发资料和光碟的谢老伯和小王强行抓到新华路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遭到辱骂和殴打。当人权捍卫者知道这个事件后,数十人义愤填膺地前往新华路派出所维权。在新华路派出所,他们指认出收缴他们资料和光碟的警官,指认出违法乱纪骂人打人的公安——他们的警号是:005984、005649、005914、008473、006103,并指认出在场穿便衣的保安和联防人员。
   人权捍卫者找到派出所的教导员,要求打人者赔礼道歉,退回被收缴的资料和光碟,并赔偿一定损失。糜崇标先生告诫这些公安,“不要做政治警察,不要做一家一党的打手,要做国家的警察,为广大公民服务的警察,要遵纪守法。”
   经过人权捍卫者的驯化,新华路派出所的公权者们不得不向人权捍卫者赔礼道歉,退还了被收缴的资料和光碟,并给受害者各赔偿了一百元钱。该所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的事”。
   
   到市西派出所维权
   
   2011年9月2日,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中多人又遭到了公安的软禁,在被软禁的24天里,市西派出所的周警官当着我和廖双元的面提到一件令我们震惊的事,说我欺负他们所的女民警。我惊愕之间说道:“我怎么记不得有这等事”,“你说说看,我是怎么‘欺负女民警’的”。
   原来,2005年,我们举办首届贵州人权研讨会时,其中,我们有一项活动,向社会做人权常识调查。周警官说,那一天,我一个人居然跑到派出所,当着他们众多男警察的面,拿着问答试卷,要他们所的一个年青女民警回答人权问题,“当时,许多民警都不认识你陈西,你的这一举动搞得这位女民警满脸通红,竟不知怎么回答你的提问。”
   廖双元、吴玉琴和我同属于市西派出所辖区,我们有着长期的面对面与公权力打交道的经历。 “民不同官斗”,一般的老百姓告诫我们不要与官争,不然,会有麻烦的。而我们把这叫做维权,形象地讲是“驯兽”,是驯化野蛮的兽性十足的公权力,捍卫个人私权和公民权不受侵犯。
   今天,我们人权捍卫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面对的多是基层的公权力。随着我们人权捍卫者力量的强大,我们将会去驯化更高一级的公权力,如:市级的公权力、省级的公权力、甚至驯化国家一级的公权力。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只有顺从的臣民教育、奴才教育,或者是走另一个极端的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农民革命教育,而缺乏公民文化和驯化公权力的教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贵州人权捍卫者和其他驯兽师们正在走一条新路,在驯化公权力的同时,建设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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