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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人的仇日与仇美

试析中国人的仇日与仇美
   ——兼与飞虎队先生商榷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飞虎队先生在其文《中国人仇恨美国远远超过仇恨日本》中认为:中国人仇美远甚于仇日,并认为这种仇美心理由文化冲突和中国人特有的嫉妒心引发。

   我认为:飞虎队先生此论不确。
   首先,中国人之仇美并非强于仇日,至少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是这样。从高中起,我就开始关注这个现象,二十年来我感觉: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之普遍,跨越了党官军商和老中青少各个阶层、人群和年龄段,当今中国人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共识,仇日却是普遍的共识。当然也有亲日的人群,如八零后有“哈日一族”,但他们在仇日反日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
   我在当时桂林市最好的中学读完高中,读的是文科班,同学中好些是桂林市的高干子弟,也有教师子女、商贩子女和像我这样的工人子弟,他们对美国的态度矛盾而分裂,但仇日却是高度一致。我也注意到:那些跳脚反美的高中愤少,向往美国者大有人在,可惜我那时连签证和绿卡的概念都没有。
   大学里也是这种情况。毕业后当了电视台记者,文化单位里是非多、矛盾大,这个人际关系特别复杂的群体里,几乎唯有反日仇日一个共识。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分裂到了滑稽的地步:某位支持“核平美国”的中层领导,却挖空心思地欲送其子移居美国。
   对日本的态度中,却看不到这种分裂。许多人虽然用着日本的电器,对日本却满心鄙视,就像鄙视一个无文化的暴发户一般。许多人有美国梦、加国梦、澳国梦,但反日仇日的同事朋友熟人间,没听说哪个有日本梦。
   当年那位手把手教我使用模拟式电视编辑机的半老徐娘,于反日情绪当中,流露出对日本的深深鄙夷,我提醒她说:我们用的编辑机正是日本产的,她说:那是小日本派商业间谍,从德国、美国偷来的。他们的文化,也是从中国唐朝偷来的。她还说,日本人是个丑陋的民族,同样是三级片,欧美拍的很美,日本拍的实在恶心...听得我几乎倒地。
   我的这位启蒙老师崇拜毛主席的“霸气”,痛恨美国的“霸权”,却希望她的儿子今后能赴美深造;2001年间,得知我的一位朋友赴美读研后,她叫我让这位朋友帮忙,为她儿子买一本儿童启蒙读物。
   中国人仇日心结强于仇美心结,也可以从游行示威看出来。1999年五月,中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因为干涉他国内政、充当驻欧反文明堡垒,被美国飞机炸毁,由此短暂引发全国性的反美游行示威,但许多游行示威其实是中共政府组织的。我当时就被派去采访反美游行,从广西师大学生那里了解到,广西师大的游行是校团委组织和引导的。桂林市的那场游行只有几百人的规模,当天就结束了,我亲眼所见,在饭桌上,共青团桂林市市委的一个干部骂道:他妈的,炸毁大使馆这么大的事件,宣战都可以了,搞个示威游行才这么点人参加,现在的大学生爱国心去哪里了?另一个答道:人家都想去美国嘛。
   但是在2005年四月,“教科书”和“钓鱼岛”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游行,游行示威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了1999年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反日游行示威的人群达到数万人的规模,“六四”后十六年来还是第一次,恍若“八九”盛况再现。胡锦涛一伙极为恐惧,急忙出面制止;为了制止反日游行,当局在深圳还使用了军警暴力;从“不为天下先”的桂林市市委、市政府更是采取强行封校的手法,紧急刹车反日游行示威。
   纵观那次反日游行,中共政府虽然在初始阶段放任了游行示威的发生,但从游行示威的规模、势头和统治者的后续动作来看,其自发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共组织的功效,以致该反日运动完全失控,当局不得不出尔反尔进行弹压。
   1999年反美运动和2005年反日运动的对比,反映出在中国,仇日反日远比仇美反美更有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2005年,(后新民党创党人)郭泉砸毁亲日“汉奸”王直墓碑,今年七月,黑龙江又发生了砸毁在华日本人墓碑的“五壮士”事件,但自“文革”后,从未有一起在华美国人墓被毁的事件发生。这些,也反映出仇日反日在中国人当中,远比仇美反美更有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
   中国有没有仇美甚于仇日的人群?肯定是有的。中南海集团就是一个仇美远甚于仇日的人群,胡锦涛至今在做抗美援朝联俄反美孤台保专制的黄粱梦。中南海集团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一伙,就是仇美远甚于仇日的人群,毛泽东更是对日本皇军感激涕零,他不要日本赔款的“壮举”,堪称中国历史上头号大汉奸。当然也有如林彪这样有血性的将领不那么亲日,但几颗跳蚤撑不起被子。
   毛泽东一伙为何仇美远甚于仇日?因为正是日本人的入侵,使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由一万个不可能,奇迹般的变得形势大好。列宁布尔什维克固然生养了中共这个逆子,但中共之所以得坐江山,日本入侵的因素起作用,其实比苏联援助和美国犯错的因素加起来都大。因此,中南海之“反日”,怎动得了真情实感?而美国首屈一指的世界影响力、美国典范般的宪政民主和发达强大,每一天都在绷紧胡锦涛等共产党顽固派独裁者专制的神经,美国的示范作用如影随形、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威胁如芒在背,中南海怎么会不刻骨仇美?
   其二,中国人的仇美之心并非主要由文化冲突和嫉妒心引发。
   嫉妒是人类的天性之一,由于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缺乏冒险开拓精神,但嫉妒心却普遍很强,这是事实。不过,心理学的原理表明:嫉妒心更容易指向熟悉而同质的成功者,而不是陌生而差异大的成功者。
   依照这个原理,中国人应该更加嫉恨日本而不是美国,因为日本与中国人种相同、文化相似,而美国则是由英国移民建立的异质文明国度;更何况,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欺辱和伤害,比西方列强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美国基本没有欺辱中国。
   打个比方说,原来和自己同居于破檐下、共患难的表兄弟,有一天突然暴发起来,转而和对面街的外国有钱人一起来欺辱自己,这时,你对这个表兄弟的嫉恨,难道不超出对对面街外国人的嫉恨?
   当然,因文化冲突和嫉妒心而仇恨美国的中国人群肯定是有的,这类人多为留学美国、或移居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美国生活不尽人意,但又拒绝反思检讨自身,于是就迁怒于美国文化和制度,这类人亦特别嫉恨在美成功的中国同胞,有些愤青海龟和在美多年不得志的loser,就是这种心态。也有无辜者,在美受到犯罪侵害或不公,一怒之下,思想走极端,转而仇视美国文化和制度。有些在美子女受到犯罪侵害的中国父母,就是这种心态。
   能赴美留学和移居美国的本来就是少数,因此这类人在中国人中不可能占据主流。
   中国人的仇美心理,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的反美仇美宣传教育塑成。人类天生就有偏听偏信的弱点,在正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很容易被片面信息洗刷成“脑残”。德国戈培尔博士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倒是坦率地道出了“人民”的这个弱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因为铁幕封闭下洗脑,美国人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好像个个是长头高鼻鹰眼的妖魔。但是从1982年电影《一个美国的飞行员》开始,在党机器的宣传下,“美帝”的狞狰面目忽而变得亲善和蔼起来,邪恶全转到“苏联”头上。1989年“六四”之前的整个八十年代,是中美关系于二战后的第二蜜月,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风靡全国城市的柔姿霹雳舞、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和《蛇》、《第一滴血》等系列反苏亲美的影片...封闭已久的中国人从中第一次瞥见资本主义天堂。在这等影响下,从八九学运数百万人的风潮中,能否嗅出多少仇美反美的气息呢?中国人特有的嫉妒心在八十年代仍然存在、也没有减少,为何仇美反美情节淡化了呢?
   “六四”屠杀后,中美政治上重趋对抗,中共重又开动宣传机器,极力妖魔化美国,仅六年时间,就收获了《中国可以说不》的愤青巨作,其作者脑残和疯狂的程度,比毛共红卫兵宋彬彬之流不遑多让...江泽民为了掩盖其伪共汪精卫门下的出身,同时竭力反日,甚至不惜丧服会日本天皇...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会成为中国仇美反日最为狂热的年代?这就是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上大学的七二年后出生人群,愤青会如此高产的原因。
   在胡锦涛治下,中国人仇美反美情绪比江泽民时期更加高涨是事实,这是由党国驾驶员胡锦涛“抗美援朝”的毛共辅导员素质决定的——胡锦涛一伙比江泽民更卖力地煽动反美反西方。但同时,与同持中国文化的华人社会台湾、香港、澳门却并无强烈反美仇美现象,长期以来,台湾、香港、澳门也没有反美仇美的心结。这就证明了文化冲突和中国人特有的嫉妒心,并非中国人反美仇美的主因。
   显然,中国人仇美反美的主因,是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中南海)的愚民和煽动。
   虽然立论不确,但不能以之否定飞虎队先生文章的价值,因为他率先指出了问题。此文的亮点,是他看出了中共国的理工科大学生,特别的仇美反美,当中又数有过留学美国经历的为最。这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这反映了飞虎队先生眼光的敏锐。中共国各级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和边疆,都显著地存在着这一现象:技术官僚(理工科大学生)在统治集团中最为反美、也最为顽固、僵化、保守、阴毒,李鹏、罗干、胡锦涛就是其中的样板。
   中共国的理工科大学生,为何特别的仇美反美?飞虎队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竞争不过美国同行,遂引发强烈的嫉妒心,强烈的嫉妒心使得他们对美国恨之入骨。
   我倒是认为:专业竞争不过美国人并非主因,这些人多在国内,竞争的对手大抵自己的同胞,美国人之竞争力丑根本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地仇美反美,是因为其严重残缺的人文素养,根本不足为他们支撑任何健全一点的价值观。一般来说,理工科学生疏于人文学和常识,中共国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就更加短缺,其理念多停留在中共灌输的标语、口号、歪理的表层,他们因为没有时间读古书、原著,头脑充满中共歪曲的历史观。最糟糕的是,这些“博学的人猿”因为习得了一些实用的科技知识技能(一般来说,理工科专业远比文科容易找工作),而容易变得狂妄自大,反而看不起文科生、看不起人文学,这种狂妄之大与人文素养短缺造成的“无知者无畏”结合在一起,就会浓缩成一种强烈的反文明的脑残偏见——反美反西方就是具体化表现之一。这种偏见能量极大、且极具破坏性,中国理工科反美反西方愤青愤老,从钱学森到杨振宁,到无名小卒某某某,就是法国总统戴高乐斥责二战时日本人所说的:“...他们是野蛮人,却学会了文明人的手段...”因而特别的狂妄、顽固和极具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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