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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六-论和平转型的主体力量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六
   
   论和平转型的主体力量
   
   一个社会要完成政治转型,就必须有进行相应操作的主体,那就是人。这种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只限于官府,只限于掌权者,例如,秦国的变法曾经只取决于商鞅。也可以只限于社会上层,例如在人类法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英国《大宪章.》就只限于贵族和国王。

    但是,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和以往的政治转型不同,因为它要把政治从“君之所以藏身”变为民之所以共享,就必须由广大民众来共同完成。当然,即便宪政,世界史上确实有些由少数人完成然后交给全国人的事例,但在中国辛亥革命这么做失败了,而且一败就是一百多年,显然,在中国指望极少数人完成转型然后交给全民看来是行不通的。何况如前所述,国情决定了中国的转型只能和平进行,所以,它不仅需要领导力量,而且需要由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组成的主体力量。
   关于转型的主体力量,不妨从我的朋友张建的这么一段话开始谈起:
   “有位朋友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中亚国家发生的一个例子。海外民运和西方财团在这个中亚国家组建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并不是以生产盈利为目的,而是以聚集人力资源为目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拿工资不干活的几十万‘工人’们一下子变成了民主战士,纷纷涌向国会抗议示威,没有一个周就结束了那个国家的独裁政权。这个例子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中国已经成型的准反对派群体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这些人都是现成的民主资源,只要稍加组织引导,他们就会成为埋葬中共政权的强大反对派力量。”
   张建老弟出国不久,应该还记得国内政治生存的艰难,在中国,像我这样从事了四十年民运的老工人都不可能“拿工资不干活”,何谈养活几十万“拿工资不干活”的民主战士?那些中亚小国尚要几十万“拿工资不干活”的工人才能完成民主变革,中国又要几百万几千万才有可能?以此观之,恐怕就是每年拿出美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几也不为多吧?可是,谁能效法申包胥说动美国总统呢?
   更别说自养都很困难的海外民运团体,它们从来没想养,也无力养活几个国内的民主战士!
   显然,张建老弟和许多出了国的朋友一样,有了自由的天空,就脱离了坚实的大地,说话开始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完全不考虑现实可行性了。
   我一再强调,中国的民主化只能由中国人在中国本土解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美国欧盟不能解决,海外的民主志士在海外也不能解决,充其量只能作为局外人提供一些极其有限的外在条件。
   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大量中国人行动起来才能够完成,绝不是少数专业化的民主战士所能越俎代庖的!
   前面,我已经指出了中国民主转型的领导力量之所在,那么中国民主转型的主体力量又在哪里?
   须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完成民主化转型,没有相应的庞大主体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民主不是别的,是全民当家作主,所以必须由全民参与。
   当然,指望全体人民个个起来当家做主也不可能,先进国家的经验表明,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都参与政治更好,拥有现代政治理性的人充其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一个社会高度民主化之后,有政治热情的人往往反而更少。
   但不管怎么说,以此观之,中国民主化高潮时有七八亿人口投票就不错了,而要完成民主化转型,则至少得有几千万人动员起来表达民意吧!
   那么,这几千万人会在哪里?
   谁养得活它们?
   怎么把他们动员起来?
   什么条件下会动员起来?
   一个简单而正确的回答是,这几千万人只能是有一定资产,也有一定知识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坚决反对专制,强烈要求民主,但又因为有理性而不会诉诸暴力,只会诉诸行使人权的方式。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中产阶级是宪政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一般都占到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把中产阶级界定为“介于贫民阶层与富豪阶层及权势集团之间、拥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人群。其成员主要为各类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商人、律师、部分中介组织的职员、媒体工作者、自由撰稿人、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农村中的富裕农民等”,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的就业人口中,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际上他们主要是市民阶级的中上层,而他们对市民阶级整体的带动作用,或者说和与其他市民的交互作用是极为强烈的。此外,人们的心态也很重要,一些条件优越的市民可能并不具备中产阶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对公共事业的关心,相反,条件较差的市民却可能具有这种品质。而且,这种品质是可以培养可以发展的,是可以在斗争中迅速成熟的。后一点尤其重要,市民只要在某一方面的共同斗争中取得一点点成绩,很快就会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
   然而,海内外的不少人并不看好今日中国的中产阶级,例如香港的张三一老先生就是如此。张老先生和我在很多方面有共鸣,他的分析常令人击节,不过在对和平转型和中产阶级的看法上我们大相径庭,他说:“中国不存在支持民主体制的‘贵族’ 和中产阶级、、、、、、有三个原因使之所以如此。其一,中国‘贵族’ 和中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的知识精英的主体是被共产党包养起来的二奶──甚么作家协会之类的众多协会、多种多类的研究所、‘民主党派’、人大政协…的成员都是共产党包养的二奶。不属其中成员的是少数。民主可能会拿掉他们的免费政治午餐和免费经济晚餐,所以在利益诱导下,他们反民主可能性比支持民主可能性大得多。其二,绝大部分 ‘贵族’ 和中产阶级都是靠与权力勾结,或者说是得到极权专制权力照顾恩赐才‘有钱起来’的。他们为了让‘钱陆续有来’或‘钱多起来’就必然挺极权专制反民主。 其三,现今中国的统治权是由共产党权力主导与知识、经济精英(‘贵族’ 和中产阶级)结成统治同盟;即是‘权钱结合统治网络’。这个网络基本上把中国的各类精英配置于网络固定结点上。占据着各自网络结点的人之间结成贪污腐败共享共罚、行贿与受贿、共同犯罪…关系。在这个犯罪网络中,反贪腐求民主者必然被淘汰,所以中国的‘贵族’ 和中产阶级都不会要民主,只会反民主。”张三一老先生还写了一篇好文章《达赖喇嘛为甚么会民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达赖喇嘛原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教主。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主是一个极权者、敌视民主的主。但是,达赖给了人们一个反政治常识的答案。不论是达赖本人、他的社团、他的支持者都是鲜明且实质的民主创建者与实行者的。达赖喇嘛走向民主,是因为共产党把他的权力、权利、至尊至贵至圣地位彻底剥夺干净了,令他成了一个无权者。”该文关于达赖的精彩议论暂搁一旁这里只谈和本文有关的如下观念:“无权者要民主很容易被误解为最穷最无权的底层要民主──这里指的往往是自在式的、没有组织状态的底层工农。是谁主导或决定民主? 是有实力有地位而没有政治权力的阶级、阶层、群体主导或决定民主。当工人农民有了全国性工会农会,例如华沙的波兰团结工会时,工农才有地位才有力量,才有实力要求民主,才可能主导或决定民主。政治常识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强大是实现民主最优条件。其理由中产阶级有实力、有地位,没有政治权力;但他们有要求与他们身份地位实力相配匹的政治权力能量,所以他们能起到主导或决定民主的作用。”这些看法都是极为精辟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重复了前文的观念,认为“有人由民主政治常识推导出“中国中产阶级壮大了就会出现民主”的结论,这一推论是错的。中国现实中的经济知识精英上层已经有政治权力了──他们在共产党政治精英主导下组成了政治经济知识精英统治同盟──中国的经济精英是靠与权力勾结才发达起来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是被共产共包养起来,还加上收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民主的动力,还是民主的反动力──民主的阻止者和破坏者。”
   对这些说法的不同意见已如上述,但值得一说的是,该如何解释他所谓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民主的动力,还是民主的反动力──民主的阻止者和破坏者”?
   其实,这里的问题还是必须以变化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张老先生的看法,对当前的中国是丝丝入扣的。因为自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以权力为中心的两级分化,像一切专制社会一样,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只能成为权利的附庸,否则就无法生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以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要么被打下地狱,要么和它一起喝血吃肉分赃,结果本来就缺乏独立风骨的这些人全都选择了犬儒主义。于是乎,众所周知,中国出现了可怕的医疗腐败、学校腐败、金融腐败、新闻腐败、体育腐败、学术腐败乃至司法腐败,更不要说经济领域本身完全被官商勾结所笼罩,所有这一切和官场腐败紧密的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举世罕见的奇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民主的动力,还是民主的反动力──民主的阻止者和破坏者”,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成为中产阶级!利益所在,决定其立场所在,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利益与中共的专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政治态度自然也和中共一样,积极维护专制特权、强烈反对民主进程,至少对实行民主缺乏应有的热情。
   以上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看法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准确的说,只看到了静态的一面,没有看到发展、变化的一面。仅就当前情况来说,以上看法是不错的。但是,请不要忘了,现代化进程是个日新月异的历史时期,此其一,任何时候人们都会本能的厌恶高高在上的恩主,此其二,人们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决定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此其三。随着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从前曾受过专政恩惠者大都会反过来遭受其伤害,这是社会利益不断再分配所决定的必然规律,权势者当初分过一杯羹的那些对象,迟早都会成为新的再分配的受害者。而人的本性决定了受惠一百次的感恩之情只需要一次受伤害就会抵消,甚至立即变成怨恨!因此,张先生说“民主可能会拿掉他们的免费政治午餐和免费经济晚餐,所以在利益诱导下,他们反民主可能性比支持民主可能性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包养的“二奶”,也就是使除他们之外先富起来的人依附他们的结果,是从近期说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丧失了或者说难以形成独立自主性,从而不仅不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而且起阻碍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现今中国的统治权是由共产党权力主导与知识、经济精英(‘贵族’ 和中产阶级)结成统治同盟;即是‘权钱结合统治网络’。这个网络基本上把中国的各类精英配置于网络固定结点上。占据着各自网络结点的人之间结成贪污腐败共享共罚、行贿与受贿、共同犯罪”,这也正是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非常难以推动的原因。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早期虽然为了自身利益而与专制制度相互为用,从长期趋势来看,他们还是实现宪政民主制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情况在韩国、印尼、菲律宾等都出现过,在中国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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