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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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