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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县海晏移民血泪/铁穆耳


   
   
   
   洛布丹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青海省海晏县成分不好的几千
   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六百公里外祁连县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
   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
   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户只让赶五头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
   分,每户只准赶两头。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
   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
   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
   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
   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人们被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
   了好久,路边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奶奶,给我们饿肚子的人烧了茶,
   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我们吃。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老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有
   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有的人坐着
   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
   了,在老人尸体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
   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
   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
   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审讯时给他上了八段锦(一种酷刑),导致腰椎骨脱
   臼,后来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获释后,他拦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
   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
   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大娘惊讶地看着
   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
   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嗫嚅着问:“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
   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
   他。”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
   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散白勒到自己家时,他的媳妇
   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畸形人。
   
   
   欧智布的回忆:
   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
   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有的人
   家,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还不够,把狗领上
   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十多头到二十多头驮牛
   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么大,
   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帐房,
   有的只带着半片帐房。
   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说是反
   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
   阿爸和阿妈抓走了。剩下的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大一点的拉着
   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
   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一九八二年我去
   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妇女了。
   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去了,说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
   兵来给老阿爷说,他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
   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
   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
   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东西。他
   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得噎
   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
   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乃志布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
   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上面说,要镇压一千个男人,海晏
   县就叛乱不了啦,其实海晏哪有叛乱啊?就我们所知,整个海北州也
   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个男人如果抓不够,就抓女
   的来顶替。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
   县长刘义(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劳改农场多的是,德令
   哈、格尔木、浩门、化隆,活着回来的没几个。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那是一九
   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
   蒙古包扔下了,锅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
   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
   一顶帐篷往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
   碗,来迟了吃不上。六百公里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
   的,因气候不适应和绝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
   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二十一万头牲口走,上级只统计
   路上死的牲口有二万多头,说是国家的财产,人死了多少没有谁统
   计,人没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里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
   啊!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隆冬时节,气候寒冷,帐篷扎不起来。有的一
   个帐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没有锅碗,找个脸盆做了点
   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够吃啊,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
   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啊,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
   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
   下一些野牲,人活下来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
   点,算是没有饿死。
   一九八○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
   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几十年来批斗、挨打过来
   了,我们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三千元打
   发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
   挣了三千元。一辈子啊!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穆智勒的回忆:
   我是贝子家(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
   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马,一匹是青马,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
   父亲去开会,他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
   说我父亲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走了。我
   的阿舅,是宗贝子家(宗贝子旗)的王爷,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
   院的院长,也被抓走了。我的父亲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劳
   改农场。
   我的父亲刚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们就被赶离家园,一路上又
   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
   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
   的牦牛,三四十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
   刚亮就赶着集体的三四百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
   民,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
   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我们的
   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在后面赶着
   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就走。
   路上没有帐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则热恩块勒,雪有一尺多
   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莱,又从托莱到
   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说不完。到天峻后,在
   哈拉淖尔(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
   架争草原。我被赶去挖煤,那时我才十六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
   只能到农业点开荒种地。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
   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走了。一路上碰到个帐
   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家。
   
   
   才宝的回忆: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
   亲叫龙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
   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
   宁市。一九五八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看见家里有
   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
   家搜查。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所有的书、本子、纸全部拿走
   了。他们让我母亲签字,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
   道,父亲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里不知道。再后来听说在公安五
   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
   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
   就回了海晏县,从海晏又被赶到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
   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尔盖,我们又被第二次没收,剩下的
   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在哈尔盖草原赶了十五年
   的马车。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
   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
   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十八斤青稞,两斤白面。我是
   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啊,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两碗青稞拌着吃。我
   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
   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
   咋就这么倒霉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
   不能自杀。“母亲是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不识字,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一九七五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
   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抓走
   时才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监狱里熬了十七八年。一九
   八○年父亲被平反,恢复了工作,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
   都明白,我们一家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
   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想起那
   几十年来我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罗布藏仙巴的回忆: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要去开会,去了就被抓起来了。有的是在家里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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