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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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7•20事件”与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秦永敏
   
   “文化革命”中,由于震惊世界的“7•20”事件,与全国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长期共存并实现所谓“革命的大联合”不同,武汉地区一度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崩溃的独特局面著称于世。

   既便如此,“保守派”仅仅蜇伏一两年后,待“走资派”变成“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便在名不顺言不正的情况下大规模卷土重来,在“打倒四人帮”后,更是彻底“平反昭雪”,取得了最后胜利,与此同时,“造反派”也真正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由于以上的特殊情况,武汉地区“保守派”与“造反派”相对于全国而言或许最具有纯粹性和典型性,对它们的剖析,无疑可以为弄清“文革”的许多奥秘提供良好契机。
   日前,笔者碰巧在一本小册子《军事沙龙》(晓城编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或许均系伪托])上看到一篇题为《‘兵谏’!‘兵谏’!‘兵谏’!——陈再道上将含冤实录》的文章。根据笔者对“7•20事件”的经历,该文为陈再道本人提供素材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因此,笔者不妨以陈再道的叙述当作史实脉络,对“7•20事件”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进行一番探究。
   考虑到对历史进行可以说是同步的研究时,当事人很难不受自己个人偏见影响这一点,笔者不妨将自己有关的经历简介一下。
   1966年“文革”开始时,笔者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年仅13岁的少年。一天,偶然与交际广泛的小学同学曾庆普来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委对面的武钢公司大楼——时称“九•一三”大楼,懵懵懂懂地加入了一个叫朱云根的人创立的“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并领到一个红袖章,算是加入该组织了。不料第二天再去该兵团总部时,另一个头头听说我家出身是“手工业”便立刻又将红袖章收了回去。事后知道,该兵团属“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 “7•20”事件前,已演化成“百万雄师”的一个基层组织。不过,“参加”和“革除”该组织对笔者“文革”中的观点以及现在的看法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那个荒唐时代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自那以后,笔者再未参加任何“文革”组织。不过,由于受某些亲友影响,在“7•20”事件前后,形成的是同情“新华工”为首的“造反派”的“新派”的观点,认为他们有理论有策略,说话做事都在理。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当年武汉地区“造反派”中“ 新派”之所以得到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的广泛支持,的确是与他们严密的思维逻辑和慎重的社会行为分不开的。
   
   (一)
   “文革”和“7•20”事件的前奏
   
   陈再道在文中谈到,1966年8月中旬,他从疗养地北戴河返汉前在北京停留时曾对徐向前说:“武汉军区没什么问题,搞‘四大’也不怕。”徐向前却不以为然:“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
   的确,要说“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就不能不从“四大”——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谈起。自从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后,便以“与论一律”取代了言论自由,但某些时候,当局又需要某些普通老百姓说出他们所不愿说,不能说,不好说,但又必须说出的话。于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便摸索出了一条“四大”门径,到了“文革”时代,这种方法竟成了官方认可的最主要的政治运动形式。
   徐向前说得不错,到了“文革”时代,任何一个党政军机关,只要允许搞“四大”,问题就一定会“成堆”,因为此时人民群众已经不像五十年代末被一系列的杀人运动(从“镇反”到“反右”,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恐永远无法得知了)整得只能说好不敢说坏。像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政治气氛缓和的时间越长,冒死说话的人就越多。“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等级授职制的中国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每一个党政领导人在职权范围内都是党的化身,特别是57年反右运动后,更形成了党委、党委书记就是党,反对党委书记就是“反党”的政治模式,除非是更上一级的党政领导人,谁也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意见看法。可以说“文革”前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毛泽东——任何一级党的书记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都像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政府中一样,不仅享有绝对权力,而且是绝对真理的化身。
   当然,应该指出,由于共产党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确形成了很多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加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强制灌输和闭关锁国的绝对封锁信息,共产主义道德在浸透儒教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领域于文革前应说从形式上已经得到暂时认同,因此,当时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一样,恐怕都是有史以来最纯洁最清廉(但绝非有效率,绝非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腐化现象相对来说当然也就最少。
   不过,考虑到这时中国普通百姓极低的生活水平和由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任何经济和生活差异的极度敏感,就是那么一点特权及其物质享受上的差距,只要一公诸于众,也会引起巨大的愤懑。
   何况,每级官员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绝对权力在漫长岁月里压制民意造成的怨毒情绪,本身就已像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火山一样,只要找到突破口,随时都会爆发呢?
   而且,十七年来长期大规模地整人,整成了“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的人固然从此不再有任何说话的资格,但比起他们来,人数要多许多倍,多年来侥幸过关的“落后群众”却不仅怒火中烧,而且随时会借机发泄。这一点,对搞“四大”而言,无疑是比官僚腐败更具有助燃力的引火材料。
   与此同时,“文革”造成了一种全新局面,以往的政治运动一直“矛头向下”,各级官员可以任意整治其下属和人民群众,从而给自己树立了无数的敌人。“四大”本来也是“矛头向下”的工具,但这一次毛泽东为整“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反过来把它交给人民,让人民用它来“矛头向上”,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串连时人手一册的“十六条”的官方说法就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除毛泽东自己本人和极少数他信得过或不能整的共产党要人外,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各中央机关和所有省级以下官员都在可整之列,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发动“文革”使除了他本人和几个亲信之外的各级领导人都破天荒的进入了可整之列,这样,“四大”此时才因而成为人民群众和下级僚属对各级官僚进行报复和攻击的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四大”作为“文革”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言论自由方式,必然具有两重性:首先,它使中国人“解放”十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点言论自由的机会,尽管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拥护毛泽东和“文革”为前提,同时以毁灭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积累和一切外来文化为前提,但就针对毛泽东数人之外的中共高官和省级以下官员进行暴露、揭发、批判来说,确实可以用当时的特种语言,以演说和大字报形式任意渲泄自己心头的积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等级授职制的各种要害。当然,这种暴君下的暴民式言论自由的无穷弊害则是,这些能够运用“四大”的人只要不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可以对自己的任何言论均不负责,不管这种言论是造谣诬蔑,还是栽赃陷害。
   顺便说一句,当1979年邓小评说“四大从整体上说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并通过全国人大将之取消时,笔者正在武汉推进民主墙运动,因而对他的说法十分抵触,现在冷静地反思起来,他的说法其实是十分准确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他没有把取消“四大”和用法治手段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从而堵塞了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最后一点言路。
   就“文革”初期大字报的内容而言,数量最多比例最大当然也最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所需要的,当然是以极左语气指责“资反”路线和对各级干部“跟”毛泽东“不紧”的“大批判”文章,但不久以后,“四大”带来的一点思想自由就使人们开始动脑筋揭露各级“走资派”“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笔者当时便看到大量揭露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包括他姪女的大字报,当然如前所述,这些大字报内容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值得研究),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新闻报导,一些热衷于新闻的“群众组织”不断将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动态,甚至偶尔还将外电(敌台)报导的不利于“帝修反”的消息披露出来(例如苏联宇宙飞船发射失败之类)。显然,如果不是当局后来进行控制,由这种大字报和后来各派组织自办的报刊自发地发展出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实际上即使在“文革”中最混乱的岁月,中共对大字报和各派组织报刊内容的监控也从来没有松懈。例如北京一名曰“动态”的报刊因几次报道了“中央文革”的动向,便立即遭江青点名取缔。因此就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言,绝对不会容忍“四大”的内容像生物进化一样“无限偏离”他打这张牌的宗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徐向前等中共元老对“四大”会搞乱社会的担忧,客观上看也有其两重性:他们希望维持“文革”前的秩序,固然是不愿意眼看着整个社会由此陷入动乱,但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害怕人民通过“四大”拥有言论自由以后能随时揭露官僚的问题以及制度弊端,所以,极左派以外的中共元老反对“四大”,当然主要是表现了一元化专制政治对人民可能会享有“言论自由”的本能恐惧。
   再看陈文,陈再道说:“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声明通篇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评、游街、示众,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他们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后者强烈要求军区对他们的声明和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军区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3月17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抓、抄活动,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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