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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民间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要素

作者: 陈卫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在流行的思想领域里这个问题被掩饰或者说被误导了。人们在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巧妙掩饰的威胁下不得不认可那些被强塞给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无疑例外的宣称当时的统治者具有天然的统治合法性,而人民的权利仅仅限于认可和服从。形形色色的专制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延续着古老的神话。在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种利器下,人们不得不交出他们的忠诚和收入。
   
   合理社会的结构就像人们的后脑勺一样,虽然它就在我们身边,似乎伸手可及,但是我们却绕不过自己的脖子,专制统治者没收了可以让我们看见真相的所有工具——镜子或照相机,让我们始终处在掌握半个真理的状态。我们只能有政府,而不能有我们自己想要的合理的政府;我们只能有法律,而不能生活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只能拥有生存权,吃饭的权利,穿衣的权利,而不能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不能拥有跟统治者有区别的信仰,不能拥有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交流或宣传自己思想的组织,特别是不能对当政者及其政策有任何的怀疑。

   
   真相大概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得出,一是在没有压制、没有既得利益的偏见做出独立的判断;二是可以充分无障碍的吸收古今世界范围内的先哲们的成果;三是具有相同出发点的人们将他们的思想进行交流沟通完善。得出这个结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具有的颠覆传统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习惯于在有利于他们的游戏中轻松获取胜利的人来说,这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言论、结社等自由就变成了高压线,妄图探寻社会奥秘的人们从各方面被压制。
   
   皇权专制百年前在中国成为遗迹。但是专制却并没有从中国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干着同样的勾当。新型的一党专制比以前的个人独裁和皇权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中外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与人性中最丑陋的东西相结合,专制者的逻辑是自欺欺人,他们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消除专制必须是长期的主动行为结果。中国百年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历史正告诉我们这个残酷的结论。每当人们希望消灭压迫获得自由时,这种善良的愿望和激情无不被一些当时看来真诚的集团当作他们利用的工具。其间的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大家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将自己的权利和信任无条件的交付给了那些蛊惑者,当人民变成了毫无屏障的羔羊时,即使是最温和的统治者也按捺不住剥夺的欲望,更何况每个统治者都会遇到无数的难题和挑战。
   
   当我们从苦难中醒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间天堂都是挂在前面的白菜,而人们却被当作任人欺骗和驱使的驴子。所有美丽的谎言都只是解除人们从精神到行动上武装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在谎言中默默等待,默默死去。
   
   但是,我们又是历史最为青睐的一代人,在专制者将通往自由的大门封死时,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或者说是在这密不透风的铁笼上凿出了一道道缝隙,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些外面的风景,让我们有了新的参照物,使我们不再对不公平的现状麻木不仁,使我们有了重新估价我们的社会的新的参照体系和重新思考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的起点。
   
   专制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历史的观点。我们不能指望人们在历史发展的初期就发现和建立一个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民主宪政思想是无数代人在饱受专制折磨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在现实中反复修正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压迫并不一定意味着反抗,当压迫者理直气壮而被压迫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反抗的权利时,压迫得以合法的延续下去。只有当压迫行为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当被压迫者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忍受这种压迫时,反抗才有可能发生。
   
   当前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一党专政已经失去号召力,其核心观念已经被大众包括他们自己抛弃,唯一支撑他们继续维持统治的信念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而统治者还在为其霸占统治地位绞尽脑汁的编造理由,疯狂的打击要求自己权利的平民和镇压对专制的具有解构作用的独立言论和任何形式的集会、结社。由于一党专制本身具有的制度性先天缺陷,社会矛盾已经积压很深了,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权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经济权利绝不让步,知识分子和一些先知先觉者不断地在追求言论、结社自由,一次次的冲击专制者划定的底线。宪政民主已经对中国人民的心灵打开了窗户,以权贵集团统治为特点的新型一党专政和日益高涨的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已经形若水火。这是中国进行宪政民主压力,可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孤岛。现在的一党专制的特点跟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初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有理想的,虽然他们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显得非常的浪漫而天真。但是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却在理想失落后退化为追求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所以现在中国的专制统治具有更加明显的堕落的特征。
   
   关于中国如何摆脱专制走向宪政,海内外都有不少文章论述。这些文章许多都有非常难得的真知卓见,特别是《零八宪章》于去年12月9日发表,至今已有上万人冒着危险签署,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从精神上有了飞跃,已经从单独争取某些具体物质权利和政治权利转向为抛弃专制体制,要求整体社会公正,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公民愿意为实现宪政承担责任,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前苏联、东欧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给予我们很多启迪,但是我认为历史往往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我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很可能具有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点,我们民主化的进程很可能会有更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一,许多研究苏东和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人强调朝野互动,简单的说,就是执政者内倾向于改革的“中左”和民间要求民主变革的自由派的“中右”进行联合,结成所谓的“中派联盟”,合力进行解构专制体制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其理由是这种方式可以借助于“中左”在体制内的权力,将变革的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将宪政变革对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
   
   不得不说这种思想,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民主变革的进程更少曲折,社会不至于因为大的变革出现剧烈的动荡,或者由于权力出现真空导致社会崩溃。但是我们不难从这种思想中发现“新权威主义”的影子。我们必须说不管是“朝野互动”还是“中派联盟”,都不是政治哲学而只是技术政治学。
   
   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这种民主化道路具有非常强的一厢情愿的特点。我不否认这种联合确实具有许多优点 ,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赞成与所有支持宪政民主改革的人合作,但是我绝不赞成在统治者阵营中假想出一个所谓的改革派。我不怀疑,民间自由派、反对派随时可能抛开历史恩怨与执政者就建设未来进行合作,但是我们根本看不到或者说不能合理的推测、有效的控制执政者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改革派、“中右”。难道这执政者一意孤行我们就必须继续等待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一党专制一直是独立于原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皇权专制具有很深的传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这就为民主变革设立了很高的障碍。而所谓“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被“六四”事件粉碎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新权威主义”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进行民主要求的学生和市民的武装,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时至今日我仍然为当初的善良和幼稚感到羞愧。
   
   二,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变革的关键因素。纵观世界民主化浪潮,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倔强的民间反对派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民主和专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也是利益之争。只不过民主要求的是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专制则将社会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专制集团绝不会主动去进行这种变革,只有当他们觉得压力足够大无力为继时才会半推半就的做出一些让步。中国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以来不断的涌现出许多执着的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民运人士,他们不惧牢狱艰险,不顾生活艰辛,长期坚持对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冲击和尝试,从九二自民党组党、九八民主党组党到《零八宪章》的联署发布,以及在重大政治问题的许多公开声明,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民主不可浇灭的火种。
   
   三,民间反对派的重大策略。在集权专制下,任何独立的势力、任何危及权贵集团统治的言行都可能遭来打击,但这不是民间反对派退缩的理由,而只是说明他们应该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
   
   我们不难从苏联和台湾的民主化道路得出结论,争取言论自由充当了冲击专制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先锋。前苏联的民主改革以“公开性”作为起点,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台湾也是如此,从1949年的《自由中国》,后来的《文星》、《大学》,直到七十年代末被称作“党外机关报”的《美丽岛》,台湾民间反对派一直利用各种办法不断的争取言论自由,并取得不俗的成绩。
   
   我们必须看到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发表言论是民主派、自由派个人都非常擅长的东西,分散和合作进行都非常方便,不易招来集体性的、毁灭性的打击。二来言论自由打破了信息封锁的局面,在言论活跃的状况下,使民主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参加的事业。第三,随着言论自由的扩大,民间反对派的联系也越加紧密,有利于民间反对派的壮大以至于组织化。同时,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必将对保守的专制统治者形成压力,促使其分化或者让步。
   
   当然争取言论自由必须因势而行,前苏联和台湾由于领导者的开明,或者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在言论封锁是,自由派还拥有一丝机会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政者依然没有任何放开言论的表示,所有独立于现行体制的人们及其观点都无法堂而皇之的进入大众视野。但是由于网络具有的特点,当今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和民间反对派拥有了比以前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更好的平台。如何利用现有的各种平台宣传宪政民主思想、揭露专制制度的罪恶是每个民间反对派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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