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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西方还是中共国家需要政治变革/ 张三一言

   ——评论《人民日报2011年08月26日评论》
   
   
   
   

   日本“十年七相”频繁更换政府首脑到底有没有害?准确地说到底是害多还是利多?更准确地说是到底日本频繁更换政府首脑害大,还是像共产党永远统治那样、或是利比亚卡塔尔非这样四十年稳坐权位害大?
   
   日本频繁更换政府首脑,但是,并没有换出共产党不换政府永远统治出来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饥荒;而是换出了一个繁荣民主的强国。真理部说美欧等西方国家现在说“变成日本人”,意思是想指同是民主的欧美国家更差。那么请真理部回答:为甚么欧美日等民主国家不说“变成中共国人”?中共国的高官从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亲属有几个不身怀美(外)国护照?一心想“变成美国人”!这才是讽刺中共国和北京城决策者及其家属的焦虑不安与优柔寡断,可说是十分形象。
   
   二百多年的近代民主政治、利伯维尔场经济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经济低迷境况”、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平安过去了,过去了之后还再来一次提升。
   自从有了共产党专政的政权后,其真理部不断重复又重复诬蔑和恐吓人民说:资民主义民主国家“无能、低效和不负责任”、 “帝国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事实是共产党的谎言一次又一次地破产了。但是,真理部同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破产了N次的谎言。现在的“西方陷入经济低迷”、“无能、低效和不负责任”是六十年一贯制谎言的延续。这段话是中共国真理部耸人听闻的惯套。
   正常发展的人类社会从来都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利益更多元,社会更分殊,但是并不会导出拿不出不能够赢得广泛认同的政策的后果。因为民主国家包括美国的政策不是由上台当权者确认是否得到人民认同,而是由人民投票决定(或代议决定)是不是认同的;所以,在民主国家不会有政府执行公投否决或没有得到国会认同的政策的事。你执政党低能,提不出人民认同的政策,人家在野会提出人民需要的政策,到期你下台让别人来。这就是民主。
   你可以批评民主国家的具体政策好或坏,但你不能说所执行的政策没有得到人民确认──当然不能说民主国家不会出现执行反民意的政策,但是这政策一执行就会被人民反对,执政者弄不好就会权位难保。
   讲到民主国家政策好不好,具体而言也许能用放大镜和望远镜找到比专制独裁国家更坏的,但是,总体而言、本质而言,民主国家的政策命定永远比专制独裁的好千万倍;起码不会比专制独裁的更坏。
   用效率差来反民主是专制独裁惯伎──故伎常演。民主国家决策效率差是与民主国家同生同在的,有民主国家就有被专制者视为差的民主效率。但是,不论经济、文化教育、人权保障…所有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创造发明方面民主国家都在都远远走在专制独裁国家之前。就算是民主国家决策真是变成了“民意的绵羊”,它总比中共国这个货真价实的“民意的犲狼”好吧?
   否定就来了,否定甚么?否定人们根深蒂固的“美欧政治体制最好、最优越的观念”;特别要否定民主的“政治体制”。因为现今民主国家政治体制正是中共国极权制度的致命伤。
   民主国家政治体制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有扎卡利亚这类人,也必定有这类人。这类人存在证明民主国家政治体制有一种自我质疑、自我纠正、自我强壮的机制。共产极权国家不可能出现这种人,只会出现诸如郭沫若、王兆山、余秋雨…还有,像写这篇《人民日报评论》的御用评论员,因为扎卡利亚这类人属于政权稳定的敌人,是消灭于萌芽状态中的对象。所以,极权国家绝对不会自我质疑、自我纠正、自我强壮。它共会自我伟大自我正确自我光荣,然后必然的就是自我灭亡。
   人民日报评论员称:“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治体制是完美无缺,不需要与时俱进的。西方国家同样需要政治变革,不必要也不应该只对别的国家政治改革指手画脚,对自己的政治弊端视而不见。美欧债务危机以及在应对危机中某些西方国家陷入的困境,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才是本文主旨所在:你们民主不要对我专制独裁指手画脚!
   张三一言 20110826 香港
   
   
   
   (附)人民日报原文:
   
   日本又要换首相了。“十年七相”,频繁更换政府首脑已成日本政治的常态,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也在明显减弱。不过,“变成日本人”的说法,却再次成为形容美欧等西方国家政治的用语。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7月30日出版的一期封面上,就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穿上了日本和服,大字标题是“变成日本人”。这句话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一首英国流行歌曲。歌中唱道:“我想我快变成日本人了,我真的这么认为”。歌曲表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内心的焦虑不安。今天,英国媒体借此来讽刺华盛顿和柏林决策者的焦虑不安与优柔寡断,可说是十分形象。
   显然,对于目前西方陷入经济低迷境况,西方媒体更担心的,不只是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发动机”会不会减速,而是这两个西方大国的政治运作,会不会像频繁换相的日本那样“无能、低效和不负责任”。
   事实上,自冷战后美欧国家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主导权虽然受到一定程度削弱,但相比之下,白宫处理国内问题的主导权受到更大程度的制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已纠缠在一起,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随着“60后”一代崛起、二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新媒体对舆论影响加重,民意越来越呈现多元分散状态,形成比较统一的民意要求的难度加大,这也直接导致了两大政党的尖锐对立。在此背景下,白宫很难拿出一整套在美国国内能够赢得广泛认同的政策。社会现实与决策体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而急需寻找出路时,变得更加明显。
   没有人要否定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但西方国家政坛发生的事情及其暴露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被选票利益撕裂,政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仅2008年一年,美国共和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阻碍议事”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正如一位欧洲政治家所警告的那样,政府正在变成“民意的绵羊”。
   当频繁换相的“日本病”成为一个典型症状时,人们很容易对西方国家政府的信用和威望发出质疑。总是考虑怎样才能在总统或政府首脑位置上多坐几天,怎么会有足够的精力谋划国家发展大局?怎么会有足够的意志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民主的价值不容置疑。但是,民主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如果一些国家民意分歧难以弥合、政府缺乏领导力和执行力,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些国家,尤其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拥有“特权”的大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的表现能否及格?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美欧政治体制最好、最优越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甚至成为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按照这种政治逻辑,所有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政治体制引发的,而美欧出现问题什么原因都可能有,唯独不会同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
(2011/08/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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