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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拔高 恬不知恥---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八)

蕭默原名蕭功漢,1962年分配到新疆為免“大漢族主義之嫌”而改名。“之所以用這個‘默’字,還有一重用意,就是提醒自己以後少說話,多做事,兼防禍從口出”。(《菩提》22頁)
   然而,蕭默不默。40多年後早已名成利就,卻連篇累牘撰文抹黑敦煌同事高爾泰。文中不僅捏造事實,而且將自己定位於道德高地,以俯視對方的姿態出現,如此狂妄自大,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
   請看港版《菩提》264頁的描述:
   “1983年,在蘭州舉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及學術研討會,我最後一次見到了高爾泰。我那時已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他也調到了蘭州大學,我們被分配在一個組。他到了兩次小組會,大會沒來。第一次小組會上,相隔十多年我們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著我,我卻對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予理睬)。”
   對比2008年發表的《《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即“文本一”,見當年《領導者》雜誌第一期),此段開頭原作“1984年”,時間遲了一年。

   對此,高氏在《哪敢論清白》(2010年11月4日《南方周末》)中予以拆穿道:
   “事實上,那個會是在1983年開的。常書鴻、季羨林等人都去了,我那時在蘭大,被“清除精神污染”。停課禁書,拒絕檢討,拒絕約談,受到大家關注。那次應邀與會,只為見常老一面。遇見不少敦煌老同事,還是有些舊情,握手如儀。惟獨該蕭,酒泉一別,已形同陌路。
   蕭默把會期改到1984年,恰恰是繞過了‘清污’背景,避開了編故事的障礙。經我指出,蕭著(指京版《菩提》,2010年4月出版---張註)會期已改正,但故事沒改”。
   此前,高氏已回應《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即“文本二”)稱:
   “1983年(你挪到1984年,為什麼?),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開會,我應邀與會,遇見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儀,還是有些舊情。唯獨你,酒泉一別,已形同陌路。樓道裡遇見,沒打招呼。會議中間休息時,你擠過來坐在我旁邊,說,‘我到藝術研究院了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你問我‘你怎麼樣啊你?’我說我很好。時值‘清除精神污染’,我是批判重點,被停課禁書,拒絕檢討,拒絕約談,處境惡劣,無人不知。你明知故問,毫不掩飾幸災樂禍,我像又吃到一個蒼蠅,掉頭不再理你。你轉身走時,丟下一句威脅:‘齊一你知道嗎?我和他很熟。’顯然你以為你心目中的龐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昨日少年今白頭—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09-1-30)
   港版《菩提》不顧高氏一再記述之兩人晤面真相,維持京版自編的荒誕故事。其中“卻對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予理睬)。”意在向讀者塑造出自身一副尊貴十足優越無比的形象,似乎對方刻意高攀。這不禁使人想起北方話裡的一句俗語:“你把自己當老幾?”
   蕭著接著寫道:
   “會議結束我隨著大夥進飯廳,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會上,中間休息時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問:“你好嗎!”
   我說:“我還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呆過嗎,那個單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開膀子搞你的美學了,李澤厚也在那裏,為什麽不呆下去呢?”
   他一時說不上來。
   “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個愛揭發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裏都是這樣,人家討厭,對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麽知道的?”他驚奇於我的消息靈通,也證實了他確實又揭發了什麽人讓人家趕走了。
   “丁一你認識嗎?”我問。
   “是他告訴你的?”
   “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說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過錯誤,包括我在內。但有些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時代造成的;有些是永遠不能饒恕的,是人格墮落的表現,你就屬於後一種。你的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麽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實際上是一個弱者。當然,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那一段真摯,我是會記住的。你的‘體驗’說也很有見地。”
   然後我轉向別人說話,他悻悻地走了,以後就再沒來過。在兩次會上,他沒有和別人說過話,更沒有發言,顯然,他從住處趕來參加這兩次會,僅僅是想見見我。”(265頁)
   光看以上對話,不知情的讀者一定以為是某位首長訓誨底下的小幹部,絕不會想到被訓者是全國知名的大學哲學/美學教授。蕭某肆意矮化對手的痴心妄想也未免太露形跡了!
   故高一針見血地痛批其讕言道:
   “且不問蕭在寫此文時,是不是忘記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精神生態和政治語境,忘記了那時候他已經不再具有1960年代居高臨下訓斥‘牛鬼蛇神’的民兵身份?且不問何以訓詞斷裂,前說我在京告密,後評‘文革’中是非,中間空白莫名其妙;且不問為什麼告密的具體內容,我只問一句:丁一是誰?
   如果真有其人,必無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碼互聯網可以找到。如無此人,是不是無中生有?
   現在社科院還在,當時的人們還在,只要說得出事實,自會有當事人和知情人出來作證。如果說不出事實,是不是中傷誹謗?
   對於我的質詢,蕭在‘文本二’(指《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張註)中說,‘不想拖出這些人名’。似乎需要保密。但如果真有告密,怎麼可能保密?一個人被趕走了,起碼是小新聞。特別是我,作為敏感人物,更會被議論紛紛,起碼我所批判的那些人不會饒我。哪裡等得到近30年以後,由一個和社科院毫無關係的蕭來說事? ” (《哪敢論清白》)
   非但如此,蕭某書中詳述25年前萍水相逢的一段往事,雙方的對答、抑揚頓挫以至表情,一顰一笑等等細節歷歷如繪,包括“似笑又不敢笑地問”之類,是寫小說還是回憶錄?末尾那大段訓詞,長達140多字,誰能記得那麼清楚?
   針對蕭某該段訓詞,高評論稱:
   “這一長段話,形象偉大,氣勢昂昂,不像會議休息時稠人廣眾中短暫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員會裡帶紅袖章的老太婆對階級敵人的啰嗦訓話。這種架勢和口氣,革命知識分子也有,但須得對方像老鼠見了貓那樣戰戰兢兢配合才行。所以這種節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無。語境既已轉換,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無從吸取能源,單靠文字過癮,難免底氣不足。剛一提出指控,立刻轉了話題。借編造的我的結結巴巴回答,從社科院的不知什麼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麼事,上下文毫無關聯。故事的主線索,就這麼斷掉了。從此再也沒有提起。這裡面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哪敢論清白》)
   不過,“你的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麽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不失為比喻生動的警句,回贈蕭某本人尤其貼切之至,只要將20世紀改作“21世紀”,“中世紀”改作“70年代”即可。那正是蕭某近年冥思苦想攻訐高氏的自畫像!
   由於蕭某主觀臆想語無倫次,被高駁得體無完膚,實在無法自圓其說,便使出潑婦罵街的招數。他先虛晃一槍謂‘我不想過多糾纏一些被弄得七顛八倒的事’,繼而說高‘有精神病’,且‘病了一輩子了’。
   殊不知這一罵拙劣之至。高從容應之曰:
   “他大概沒有想到,這個醫學診斷不但會駁回他對我的控罪(精神病人無罪),嘲笑他對我的謬托知己(俱引太多,請看‘文本一’),還會讓我這個精神病患者,有權利要求得到,比較文明的對待。”(《哪敢論清白》)
   四兩撥千斤,蕭根本招架不住。但他在港版《菩提》中仍負隅頑抗,明明高氏說得清清楚楚:“那次應邀與會,只為見常老一面。”他卻照舊發其譫語,自作多情地臆想什麼“顯然,他(指高—張註)從住處趕來參加這兩次會,僅僅是想見見我。”這是人聯想到毛諷刺梁漱溟的一段話:“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作為飽學鴻儒的梁氏固然不會如毛所形容的那樣厚顏無恥,用以移贈蕭某則恰到好處。
   事實上,蕭面皮之厚匪夷所思。港版在“(高)僅僅是想見見我”之後,增添了這樣兩句:
   “有朋友遺憾於當時我沒能體會到他的善意,與他敞開心扉地談談,‘相逢一笑泯恩仇’,及時消解這段恩怨。也許是這樣,但歷史不能假設我只能把歷史的真實攤開來給大家看,包括別人,也包括自己,而任人評說。”(265-266頁)
   在“從此,二十多年了,我們就再沒見過面”底下,將京版的“在《尋找家園》中也沒見他對我這個在研究所與他關系最密切的人有過隻言片語”一句,改作“在《尋找家園》中也沒見他對自己的這類行為有過隻言片語的反思”。緊接著再新增了一大段文字:
   “反而更可以說明,這些都已成為高先生一塊永遠的‘心結石’了。我當然理解,他現在已經是名人了,更需要以站在道德之山的峰巔的形象示人。但越是這樣,就越是需要自己良心的啟動,才能獲得真正的敬重。例如,曾被指派長期充當章伯鈞家‘臥底’的馮亦代,晚年寫下《悔餘日錄》,自我反思,我想,就應該獲得寬恕和敬重。胡風、張中行寧願自己擔當罪名也不願揭發別人,巴金和韋君宜並沒有做過這類事,卻仍在回憶錄中對自己進行了嚴格的反省和懺悔,都特別令人起敬。未寫過回憶錄的,也便罷了,而對於寫過回憶錄的公眾人物,如果著意於掩飾,在我看來,便追問一下,又便如何?高先生自己放棄了多次機會,我很為他惋惜。虛名累人,此其顯例也!”(266頁)
   洋洋灑灑近300言,諄諄告誡,旁徵博引,何其關切乃爾!但實質在於把高置於“臥底”馮亦代的同類地位,亦即將“告密”的大帽死死扣在對手頭上,並順便附送了一頂貪戀“虛名”的帽子。
   此章最後兩段則兼具抒情與貶抑,堪稱煞費苦心:
   “有人描述他現在已經是‘過肩的白發紮在腦後’了,我現在真的希望能再見上高先生一面。‘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真想與高先生拋掉過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們在大泉對岸小山梁背後的戈壁灘上一樣,傾心地再談一談。但,這需要起碼的真誠。
   對於劉賓雁說的“(高氏)應該被列在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前三名”(《中國時報周刊》記者訪談)一語,我不知道這種名次應該如何排定?但可以肯定,即使像劉賓雁那樣的人士,識見也未免太過有限太過天真,而令人發笑。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在高氏身上體現的人性的複雜性而言。”(266頁)
   在2010年京版《菩提》中,“我現在真的希望能再見上高先生一面”之後是:
   “至少,我希望他能夠讀到這篇文章。我會打聽到他的地址,給他寄去的。對於高先生明顯優秀的一面,我仍然懷著敬意,”
   港版將此三句悉數刪去,流露出其包括京版《菩提》在內的三個文本,遭高氏據實戳穿後惱羞成怒,不再假惺惺地表示什麼“仍然懷著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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