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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创造史观》)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匈奴人西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创造了历史”,但他们都是在“无意”中“创造”的。个人的有意努力,就能创造历史,使原来不会发生的事发生。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往往是一个人发起的。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
    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
    基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物种相应;同样,心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的乐曲、设计、技术、与特定“人造物”或特定“历史事件”相应。
   人类个体与动物个体一样,生命历程中都有苦难,但只有人类能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人类大脑中“心因”和“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为了人能够去追求幸福。
   

(图3右)达维特作:油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我在前面提到,广义的“创造”,包括毁灭、改革、革命、战争。创造历史的人物,有些是制造毁灭的魔鬼,有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家。政治家之所以能创造历史,除了当时社会环境需要外,最重要的是政治家早就有了“变革”或“创造”的思想。公元前六世纪末,当雅典的平民领袖克里斯梯尼有了政治改革想法时,克里斯梯尼就成了古代希腊“创造历史”的种子。
   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後,当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德国的统一而计划对法国挑起战争时,俾斯麦就是当时创造历史的一粒“种子”。十七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与公元六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东罗马帝国有许多“国土”重合,但这两个“帝国”的文化非常不同,就在于创造这两个“帝国”的“种子”非常不同,前者是穆罕默德,後者是耶稣基督。
   

(图4)袁世凯头脑里没有任何“民主”的“种子”, xxx当“民国”总统只能复辟帝制


    创造史观承认历史是“有创造力的人”创造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种子”一般,在适宜的土壤里就会发芽成长。没有“种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创造历史”。没有适宜的土壤,“种子”也不会“发芽”。张居正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但他头脑里有的是整顿吏治、强化皇权的思想,他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一条鞭法”,虽然改善了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但他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种子”,他的改革,没有持久,很快遭到失败。就是他的改革持久下去,他也不能造成历史大转折。辛亥革命後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袁世凯不是创造历史的“种子”,他头脑中只有专制统治的一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新体制,面对不成熟的新体制下的政局动荡,复辟帝制成了袁世凯最容易作出的选择。
   

好种子•坏种子•奇异子


    “创造史观”认为,“有创造性的个人”就是“种子”。就像电灯是爱迪生发明而不是“生産電燈的工人”发明的一样,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有特定创造性的个人”。
    历史的进步与技术的进步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新的创造是立足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的。电脑的发明不会在电视前,飞机的创造不会在汽车前。同样,马丁•路德这粒“种子”不会出现在耶稣前,毛泽东这粒“种子”不会出现在马克思前。
    在这篇文章中,我把“种子”与头脑中有这一“种子”的人,视为同一事物。在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同一。“创造历史”的“种子”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好种子”、“坏种子”、“奇异子”、“创造新文明的种子”等等。“创造史观”重视民众的作用,这就是“种子”的生长需要社会条件。“创造史观”承认存在“好种子”,承认杰出的政治家就是“好种子”,华盛顿就是典型。“创造史观”不认为创造历史的人都是“伟人”,而且认为,政治上的大人物往往都是“坏种子”。
   

(图5)华盛顿是“好种子”的典型


   他们以“民族”、“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攫取权力,制造新的“人间灾难”,希特勒就是典型。总的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坏种子”远远多过“好种子”。在地球上有国家的时期,为了避免、减少“坏种子”产生“坏”的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厉行法治,限制掌权者的权力”,实行“分权制衡”。
    哥伦布和郑和都是十五世纪的航海家,但两人是完全不同的“种子”——“奇异种子”(简称“奇异子”)。哥伦布创造了历史,郑和却不能,郑和是一粒“发不了芽”的“奇异子”。马丁•路德是中世纪教廷极端腐败的产物,是一粒“好种子”。马丁•路德时的教皇是“利奥十世”,他是一粒“既好又坏的种子”,他认为“宗教”和“取乐”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他慷慨资助艺术家和诗人,使罗马成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教皇国产生不了马丁•路德这样的“种子”,马丁•路德却在远离罗马的德国出芽。共产主义的种子出现在西欧,在西欧、美国却难生长,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这一“种子”带到俄国後,就迅速成长,并蔓延到中国。毛泽东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种子”,这粒“种子”在中国土壤中出芽、生长,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创造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
   

(图6)两个“奇异子”——哥伦布和郑和


    人类最近五千年历史,“创造新文明的种子”最重要的是五个半人,这就是摩西、释迦牟尼、孔子、基督和穆罕默德。“半个人”是马丁•路德。“文明”是比国家、民族还要大的“单位”,与宗教或人生目标相连。“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价值体系。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文明”。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教文明”。没有释迦牟尼,就没有佛教文明。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伊斯兰文明”。人生中总有苦难,不同宗教对人生苦难作不同分类,并为人设定不同的人生目标。为人设定人生目标的“种子”,他们就不只是创造历史了,而是创造长期持续的不同文明。许多“英雄”的“业绩”,在他们死後就灰飞烟灭。用“英雄”来称呼五个半人,未免贬低了他们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因果关系”和“挑应关系”


    在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作用 。一是“原因结果关系”(“因果关系”),二是“挑战应战关系”(“挑应关系”)。
    因果关系在人类史上大量存在,无需作出说明。“挑应关系”是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对同一“挑战”,不同人会作出不同“应战”,与“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结果”的“因果关系”完全不一样,“挑应关系”是无法预测的。汤因比说,“那种朝一个预定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普通人对“挑战”只会作出普通“反应”,而“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会作出创造性“反应”。“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并非什么“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数十个“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元”,用大量的“松散类比”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并不是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但汤因比看到“挑应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不同,正确地指出了“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面对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挑战”时的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由于其性格、气质、视野、思想、应战力的不同,就会作出不同程度“创造性的反应”。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生性刚毅,早就怀有建立“大帝国”的思想,亚历山大继位後的“东侵”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如果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生的儿子是性格懦弱的人,并让这一儿子继位,那么, 马其顿即使东侵,也不会产生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他小时候,荷兰人教他数学、炮射、建筑堡垒的学问,
   

(图7)汤因比用“挑战—应战关系”分析历史


   在他二十五、六岁时,游历西欧一年半,学习航海、造船和西方文化,决心把长期受拜占庭和蒙古这些东方文化影响的俄国,转变到学习“西方文化”方向上去。正是彼得大帝个人对“西方”的了解和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决心,俄国才开始走上专制政治下军事经济“西化”的道路。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没有直接感受,他只熟悉中国帝王的统治权术。为铲除政敌而采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不能不说与毛泽东个人的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後的“改革开放”,也走专制政治下军事经济“西化”的道路,这与邓小平年轻时到法国学习和他对西方的了解大有关系。
   

直接创造与间接创造


    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曾担任英国大法官,权力仅低于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托马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在这一事上,可以说,亨利八世和托马斯•莫尔一起创造了十六世纪英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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