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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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霸道与暴政杂谈

王道霸道与暴政杂谈

   一政治有王道、霸道、暴政之异。

   王道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追求,在《礼记》、《尚书》、《易经》、《诗经》、《春秋》、《论语》、《孟子》、《国语》等各种经典中都有描述和阐说。

   《礼记》中“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相当于王道的初级阶段(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则代表了王道的最高境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春秋》的“太平世”,就是指王道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设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社会,指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王道的某些目标,西方已经抵达,民主选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天下为公;在福利制度的保障下,已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健全良好的法律,使“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但是,民主制局限于一国,也着眼于一国,同时局限性较大,能够“与能”,未必“选贤”,对道德重视程度不足。王字的天道(天)、文化(地)、民意(人)三重合法性,民主只拥有一重,对道德和教化重视不够。易言之,没有法治是不行的,仅有法治是不够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德治,才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尧的时代就是《礼记》中所说“大道之行”的时代和大同理想的象征。《尚书.虞夏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称颂尧的政治的。“亲九族”,亲善自己的宗族,这是“亲亲”;“平章百姓”,治理好国家各族百姓;进而“协和万邦”,使天下各国和谐相处,这都是“仁民”。

   《尚书•洪范》(今文)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这些句子对王道作了美好的描绘,政治的“三公”即公正、公平、公开之义都蕴涵在里面了。

   二《春秋》是外王学的最高经典,是儒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她贬天子(天子一爵耳)、退诸侯、讨大夫,强调正邪之分、王霸之别、华夷之辨,指明了人类的社会正道和政治常道。

   所谓贬天子,就是从“思想理论”上指明:天子一爵耳。“天子一爵”是王道政治的重要内容。它表明,天子之位只是比公侯级别高的爵位而已。正如顾炎武所说:“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

   荀子、董仲舒、康有为都是外王学大师。荀子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即王道为主,霸道为辅。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德治不排斥法律、军事,王道有赖于经济、科技。

   易言之,王道对法律、经济、科技军事等本来就应该重视。礼法礼法,一是依礼制法,二是礼包含法,法又包括刑法。儒家用刑是义刑、吊民伐罪是义战。“正德利用厚生”,利用是利物之用,就是发展科技,厚生是厚民之生,当然离不开经济、科技的发展。

   《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都归结为修身。“平天下”和《春秋》“太平世”的平字,值得深长思。平字有不倾斜、无凹凸、平等、均等、公正、公平、安定、平安、平稳、治理、平定、平息等等含意。平天下的平字,又有治理的“动”义。

   “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人类社会平等的初级,太平大同作为王道政治的高级阶段,平等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是“良知面前人人平等”。用儒家的标准衡量,民主时代是“升平世”而非“太平世”,是“国治”而非“天下平”。

   “平天下”的最高境界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曲成”,就是在尊重万物的本性和个性基础上成就万物,让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各得其宜。这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平等精神。熊师十力在解释《易经》“群龙无首”曰:

   “群龙者,全人类之道德智慧以至知识才能,皆发展到极盛,是谓全龙。古代以龙为至灵至贵之物,全人类皆圣明,故取譬于群龙也。是时人类皆平等,无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别,故云无首。无首者,无有首长也。”(熊十力《体用论》)

   《易经》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又说:吉凶与民同患;《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曰:“既且和平,依我馨声”,《国语》提出“和合”思想,赞颂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都指向王道境界,充满王道精神。

   三内圣外王,一体同仁。孟子、程朱、王阳明等偏重于儒家内圣学,但对外王也有不同程度的关注。

   在《梁惠王章句上》中,齐宣王问孟子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孟子说我不知道,仲尼之徒从来不讲桓、文之事。孟子意思是他是不与君王讲霸道的。接下来齐宣王便问: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才可以王天下?孟子的回答是:“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最根本的是爱民。

   孟子对王道的解释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在政治上倡导“民贵君轻”说,并以仁政为实现王道的渠道,仁政的基本思想就是爱民,具体措施是要使民有恒产,让他们有固定的产业和收入,生活有保障,“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王道政治专属儒家,不仅对制度的道德性要求很高(制度的先进性、优秀性都是道德性的体现。)对领导人和各级官员的个人道德要求也很高。荀子认为,好的政治是良法加“良人”。东海以为,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一个良制,即好的法律、好的领导人与好的社会制度三合一,才是未来的新王道。

   《论语.为政篇、尧曰篇》中论述到君王的德行的重要,《为政篇》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尧曰篇》中说:“ 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强调的都是政治道德和领导人的修养。

   另复须知,内圣道德间接地具有王道精神。仁智勇三达德、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孔子求仁成仁、孟子取义养气、程朱存天理、王阳明致良知,体现于政治层面,就是王道。儒家沟通内圣外王最重要的概念是礼,其精神为内圣,其内容和形式属外王。

   四霸道似儒非儒,是儒法两家的杂交,但做好了,也可以为儒家所认可,或者纳入儒家的范畴。例如孔子对行霸道的管仲就赞许说“如其仁,如其仁”。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北有北狄南有楚夷,掳掠诸夏大肆扩张。东周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齐桓公和齐相管仲,外抗楚狄内联诸侯,会盟葵丘建立霸权,旨在尊王攘夷,同时禁抑篡弑,裁制兼并,同盟诸国,互不侵犯,如有争端,会盟公断,如有外寇,互助互救。

   故这种霸道得到儒家相当程度的认可,《春秋》治升平,有大法四,其一就是“奖诸夏能持霸权以制夷狄”(熊十力语)。可见,霸道固然逊色于王道,但不是王道的对立面,在华夷之辨中仍然属于“华”。

   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这个假,是假借、借助的意思。假仁假义,要作出仁义的样子。由于文化道德力量的潜移默化,有可能弄假成真。孟子又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都讲仁义,尧舜是天性,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汤武是修养,身体力行反身而诚,五霸是假借仁义之名作幌子,但久借不还,就类似于自己拥有了。

   在《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四回“宋襄公假仁失众,齐姜氏乘醉遣夫”前,清蔡元放有一段评论,其中谈到霸道时说:“霸与王异,为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与暴异,为其仍以仁义为名也。”“以力假仁”虽“其仁非出自本心”,但也不完全是假仁假义,既要“以仁义为名”,也要“一般也行些仁义之事,使人既畏我之力,又贪我之仁。”

   五王道爱有层次无局限,亲亲仁民,这个“民”包括外国人。通俗地讲,王道对国人、外人都好;霸道爱没层次有局限,不重视“亲亲”,只“仁”本国之民,对外人尽管不至于很坏,但不一定好。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13亿中国人要达到美国那样的生活水平,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浩劫和灾难,地球将会陷入崩溃。”这句话就很霸道,严重偏离甚至违背了王道原则,违背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充分暴露了美国政治及其领导人的精神局限。

   王道的对立面是暴政。暴政有多种:法家的、马家的、基督教的、拜上帝教、纳粹的。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对暴力及欺诈都很迷恋,对“自己人”、“外人”都很坏,在国际国内都搞霸权主义。相对而言,基督教和纳粹对“自己人”好一些,马家对“外人”好一些,但本质上都是坏的。

   关于“自己人”和“外人”的划分,不同暴政有不同标准,纳粹以种族为主,基督教、拜上帝教以“上帝”为主。原教旨马家以意识形态为主。

   暴政必有暴君必多暴民(包括愚民和刁民。暴民大多亦愚亦刁。)三者相辅相成。暴民们都热衷于征战杀伐,如基督教纳粹,或杀伐“异端”、征战异族与自相残杀同时热衷,如法家、拜上帝教和马家,略为得势,就喜欢一边杀别人一边杀自己人,“齐头并进”。

   关于王道、霸道、暴政之异,我在《东海微言集》中曾经指出:“政治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道德挂帅,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苛政小人得志、利益至上,暴政盗贼当道、崇拜罪恶。王道霸道苛政暴政,可以分别对应君子社会、伪君子社会、莽夷社会、禽兽社会,也可以分别对应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苛政略逊于暴政之暴,但本质无异,可以纳入暴政范畴。

   霸道上升为王道,没有内在障碍,只要外在条件成熟就可以;暴政要转变为霸道则很难,因为暴政往往有邪知邪见伪信仰的密切配合,需要从原则上、本质上、意识形态上有根本性“革命性”的改变,不仅“革面”,而且要“洗心”、“革心”、自我革命。

   但不“革”,只有死路一条。《大学》指出:“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权力和政权也一样,如果不能逆取顺守,悖而得者比悖而失。暴政勃起来很迅速,崩溃起来也可能非常迅速。一旦气数尽大势去,任何小概率事件都有可能成为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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