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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争左右,不如左右争/民主社会主义论坛(一家之言)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它的九十年历程了。在这九十年里,中共既经历过高歌猛进、辉煌灿烂的年月,也经历过跌跌撞撞、全局危机的时刻。如果说,三十五年前的那场十月政变,意味着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难以为继的话,那么,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其“维稳费高于军费”的危局,则意味着中共党内的右倾路线也难以为继了。
   1949年,毛泽东挟内战胜利之雄风,带着他的一班人赴北京“赶考”。结果怎么样了?历经反胡风、反右、三面红旗、反彭德怀、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到了毛离世之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用晚年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党内已滋生出一个“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总之,事与愿违,成绩并不理想。

   那么,由邓小平所主导的“拨乱反正”向右转之后三十年呢?历经官倒、六四、全民经商、权力寻租、国企倒卖、官商一体,到了今天,让一部分人先“腐”起来倒是实现了。但用毛泽东当年的预言:“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用晚年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则是,“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总之,仍是事与愿违,成绩并不理想。
   然而,无庸否认,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体制,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体制,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其都曾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某种共识的。至于当年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后来竟走向了官权恶腐,平心而论,却并非毛、邓之初衷,甚至并非其体制之初衷。
   毛泽东的初衷,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即使勒进裤带也要尽快让中华民族站立起来;无非是力争上游在其有生之年搭建起一个他心中的“理想国”雏形。而邓小平的初衷则是,尽快从唱了30年“社会主义”的不着边际的半天云高调中回到现实,脚踏实地让老百姓们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刚进北京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满目苍痍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战乱的中国。美苏冷战的大气候,又迫使中国选边站来图国家的工业化。为了尽快地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蓝图,毛泽东将一切不同意见,党内的或党外的,均视为右倾、视为干扰、甚至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一次交锋,他强势拿下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方针,尽管也损失了自己的一员大将高岗。紧接着,他嫌与个体农民打交道太碍手碍脚。于是便“创造性”地在人畜动力型生产力基础上去干“合作化”、干“社会主义”。他反陈云、邓子恢的“小脚女人”,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满怀激情地高歌“穷棒子”精神,不顾一切地要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上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干初级社还不过瘾了,几天后又迷上了高级社,再后来,嫌这高级社也太“小脚女人”了,便又迫不及待地升级更新到人民公社,主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这一切不断折腾,就又都是在党内外逐步形成“舆论一律”、“鸦雀无声”来完成的,是在肃反、反右派、反右倾中,以几十万中华菁英沦为贱民、几十万讲真话干部遭受整肃、终至以数千万农民的尸骨为其惨重代价的。当然嗣后还有他老人家为建立其“乌托邦”作最后冲刺的“文化大革命”,直到至死方休。
   
   1976年,左派、理想派领袖毛泽东的溘然去世,才终于让中共党内右派、务实派们有了出头天。
   邓小平重新上台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政治运动折腾的中国。邓小平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全党、全国人民精神松绑:管他什么姓社姓资,先将生产、生活搞上去了再说。他的理由很单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口号也很简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此时此刻,历经1976年10月的右派政变和数年的“揭批查”清洗,已将绝大部分左派菁英投进了监狱。其残酷程度,与当年毛泽东的“反右派”、“反右倾”、乃至“斗走资派”相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血腥,均被淹没在所谓“第二次解放”的狂欢之中。此时此刻,那曾被毛泽东推向了极致的“乌托邦”理想,包括中共建党以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平等、自由、公正、廉洁”之朦胧追求,则统统被弃之如敝屣,一概被冠之以“极左”,被当作垃圾给清除掉了。一时间,全党经商、全民下海蔚然成风。此时此刻,曾在文革中一度沦为贱民的官员及其家眷们,一个个欣喜若狂,昂首挺肚争相走在致富的大道上。既然眼下已没了毛泽东的紧箍咒,既然再不担惊受怕了,于是,官僚们那原本藏着捏着的特权优越感,便被不加掩饰地转化为对物质财富的空前贪婪,如同脱缰野马,如同决堤洪水。现若蓦然回首,同今天理直气壮地“先腐起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相比,那“六四”时学生们要反的什么“官倒”,就实属不能再小的“小儿科”;而毛时代左派们的大反的什么“开后门”,则更属天方夜谭了。诚然,这一切的一切,又都伴有清除异己的“毛规邓随”,诸如:“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囚赵”,以至“被喝茶”、“被失踪”、“被戒网”和“被拆迁”……这些“与时俱进”的举措为其开道护航。
   现在需要探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这左、右两种体制,都最终走向了政治强人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就又都殊途同归?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反面,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还存有某种内在的缺陷。
   试想一下吧:假如当年庐山上,以彭德怀为首,包括张闻天、周小川、黄克诚等一大批的名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为“真话务实派”能组阁替代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左派,但同时对左派们又不搞残酷的政治清算,保留其的监督、批评权,那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至少,刚开始蔓延到全国的人为饥荒会寡然而止,林彪的“个人崇拜”之风就吹不起来,以后的文革乱局也得以避免。尤其是,中共干部之对人民负责高于对党负责的党风将会确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何人,干砸了,就下台、就靠边,就当配角这一类健康竞争机制和政治伦理,将会在中国、至少在中共党内显露雏形。
   是的,如果后来以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当政后,能有毛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共产党再怎么腐败,也不会腐败到如今这种病入膏肓、天怒人怨、无法收拾的地步——这就是保留对立面存在的益处,这就是容忍异端立足的好处。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异端思潮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对于体制本身之自我纠偏、自我调整的积极面。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毛、邓两种治国体制,即使是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其体制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将其带向其初衷的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体制最终都走向了反面,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是的,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有教训。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面前的,已经不是毛派或邓派、左倾或右倾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低级问题,而是如何让两派从你死我活那种低级的内耗版本,尽快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这种历史的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三十年的治国史,已经充分说明,用左反右,反不了右,到了最后,人心都到右那边去了。这就是毛泽东晚年;同样,用右反左,也反不了左,最后左派又都重新集结起来了。这就是当今现实。其实,最能将右的极端和左的极端制住、制服的不二法门只有一个,建立其体制上的左、右竞争机制。让全党来选择,让人民来选择。
   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或许可悟出其另一番意义,让重庆成为左派的政治特区又如何?再开辟一个右派政治特区与之竞争不就得了!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将有可能破局,开始试验,如此,亦能避免了全局震荡。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历经数百年,几经专制复辟,最终才逐步探索出的那种轮流坐庄、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首先是为摆平其内部关系,防止其在内讧、乃至内战中同归于尽的制度设计。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种有着极强、高效之系统自调整、自修复功能的政治体制,才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提供了廉能政府的制度保障。
   今天,在我中华民族被中共政府的大面积腐败压得苦不堪言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反腐机制已是杯水车薪、形同画饼的时刻,竟还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绝不接受权力制衡。那此人不是中国所有巨贪的代言人,又是什么呢?
   任何即将接下大位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都不得不面对如何评毛、如何评邓的历史课题。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左派是拥毛反邓,右派则是树邓反毛。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共同点却都是:勇爬道义制高点,而完全忽略了制度制高点。其实,毛与邓,都是特定制度、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的产物。他们继承并创设了这种制度,但他们又受制于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将他们拥上巅峰,却又将他们甩得粉碎。他们将反对派赶尽杀绝,从而让自己无法不犯本可避免的大错。
   然而,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对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毛泽东与邓小平,既是他们的资产,也是他们的负债。毛与邓,相反相成,优势互补。今天,即将站在毛、邓肩上的习近平、李克强们,应当继承毛、邓,扬弃毛、邓和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上的超越。
(2011/07/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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