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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故事何荒唐---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四）
外出參觀喜“重逢”
在第三節最後一段，蕭某憶述1972年“大概是秋天”，時任敦煌研究所革委會主任的鍾聖祖（書中暱稱之為“鍾頭兒”），“領著全體業務人員高高興興來了一次多年沒有的參觀，我也跟去了”。地點是嘉峪關、酒泉。結果引出了第四節濃墨重彩鋪陳的故事：
“四
參觀結束，鍾頭兒要我留下來測繪酒泉博物館所藏新出土的一批北涼小石塔。工作之餘，我高高興興去找高爾泰，想像著環境寬鬆了，兩個老友別後重逢的喜悅。
找到他，他也很高興而且意外，我們在大街上漫步。沒多久他忽然說：‘我揭發了你！’
我的確非常吃驚，因為所裏人人都知道我與誰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說有笑，但在整個運動中，他必定知道我沒有對他有過任何的揭發，‘文革’開始時我還在廁所偷著叮嚀過他，一定不能有任何反抗，等待形勢的變化，要相信中央（雖然我也搞不清楚‘中央’到底想搞些什麽）。他把耳朵幾乎貼到了我的嘴邊，連著點頭。我還冒著風險去看他，給他以鼓勵，無論如何，即使心理扭曲，也不至於把矛頭指向我呀！何況，我也沒什麽可揭發的。我的情緒從高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他見我不說話，又說：‘我說你偷聽敵臺！’
蕭自言偷聽敵台
閃電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兩年多以前在離莫高窟幾十里外的山溝裏一段放羊的歷史。我放羊，高爾泰和幾個‘牛鬼’打地埂，他與我同住一間土屋。
一天晚上，高爾泰進來，見我把半導體湊在耳邊，問了一句：“聽什麽？”
“敵臺！”我回答。
他大吃一驚，瞪著大眼，大嘴裂到腮幫子了。要知道，《公安六條》規定，偷聽敵臺可是要按現行反革命治罪的。
我問：‘你要聽嗎？’把半導體遞給他。
他更加驚訝，後退了一步，雙手亂搖，忙說：‘不不不，我不聽，我不聽，我耳朵也不好。’說明他也是深知敵臺是聽不得的，偷聽只能小聲，他也聽不到。
“文革”以後，家裏人問我，你當時真聽了嗎？我說，真的是聽了。那是在選臺時，偶然聽到了我熟悉的蘇聯歌曲，用中文唱著：‘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到處都是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自由地走來走去！’（末句應作“可以這樣自由呼吸”---張註）但山溝裏信號不好，一下子又沒了。高爾泰進來時我正在找別的臺，其實是一片雜音。
如此“玩世不恭”
那我為什麽要告訴高爾泰我聽了敵臺呢？過後回想，一則是我與高爾泰一向是玩笑開慣了，雖說‘文革’了，人前裝著好像不認識，人後卻依然故我，這次是我要故意嚇一嚇他，看看他是個什麽反應。二則是我太相信高爾泰是絕對不會把我怎麽樣的。再則也怪我自己，有時候確實是有點過分地玩世不恭了。
可我真的一點也沒有想到，我對之毫不設防的高爾泰竟會這樣。我嚇壞了。
我又想起，去年幾個月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來根子竟在這裏呀！我心裏盤點著還有什麽值得他‘揭發’的事，幸好，我燒了在新疆寫的上百首詩的事他不知道。出於本能的警覺，我感到身邊的這個人忽然變得如此可怕，我必須得有所戒備了。
從此反目成仇
我問：‘為什麽你揭發了我，又來告訴我？’
‘這不，我……我……我們不是朋友嗎？’我顯然明白，他告訴我這些，只是為了他自己，以圖減輕一點良心的不安。我無法原諒他，決定不給他這個廉價的機會。
‘朋友？難道你現在以為我還會把你當朋友嗎？’
我再不說話，但並沒有加快步子，甩他而去，在別人看來，我們似乎仍然是一對好友在散步。我是想看看他到底還會怎麽樣，心底裏卻在流淚。他也沒有走開。我們就這麽無聲地走著，他幾次想說什麽又沒說出來。就這麽尷尬著，一直走回招待所，我進了屋，他沒進來，遲疑著說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帶著詢問的口氣，我沒答理。他走了，到大門口，回頭望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被徹底擊倒了，體驗到被出賣的巨大悲哀。不，還遠不止這些，多年的情誼，戈壁灘上的漫步，傾心的交談，學問的溝通，風趣的玩笑與相互間的關懷與同情，這一切，頃刻間全都化成為一場鬧劇。我太看重這些。我投入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說他對賀世哲的出賣，還可以解釋為一種報復，那麽，為什麽他要出賣我呢？這完全是一種對惡勢力的搖尾乞憐，以獻上朋友為代價，求得自己的減罪，這是一種人間最不齒的卑劣行為。他難道不知道，就憑著他的一張紙，我就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嗎！“（港版《一葉一菩提》，259-260頁）
酒泉晤面真相辨
概括蕭某以上憶述，要點為：
1） 蕭、高此次酒泉重逢時在1972年，“大概是秋天”，高告知蕭“揭發”了彼曾“偷聽敵台”；
2）蕭確有此事，時在“兩年多以前”，是“在離莫高窟幾十里外的山溝裡一段放羊”期間的事；
3）當時蕭向高自認“偷聽敵台”，且出於“玩世不恭”請高也聽，遭堅拒；
4）此次聞高之言蕭“嚇壞了”，且迅即判定“去年幾個月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來根子竟在這裏”。
此前蕭已在2008年首期《領導者》雜誌發表的《《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以下簡作《尋》，即“文本一”），其後答高的博文以及《菩提》京版，三次披露“酒泉晤面”一事。三個文本不乏前言不搭後語之處，但其要點則一。
為此，高於《哪敢論清白》（《南方週末》，2010-11-4）中予以揭穿：
1）高對蕭當面說“我揭發了你”這句話，是在1967年而非1972年，地點也不在酒泉，而是敦煌研究所；（細節見後）
2）高在《哪》文中稱：“碰上蕭默收聽蘇聯歌曲，是‘文革’前的事。本來早已忘卻，1967年，我們‘牛鬼蛇神’到山溝裡挑渠，兩天一夜。他是監押我們的民兵，忒橫，才又想了起來。”與蕭所謂（1972年的）“兩年多以前”，相差不下5年！
3）如若1970年蕭某向高自認“偷聽敵台”，顯然不合情理。試問當時“文革”已進行了幾年，蕭某敢嗎？
4）高文細述1967年“揭發”蕭之來龍去脈，指出1972年兩人酒泉晤面前，蕭對“偷聽敵台”東窗事發“早已知情”。
蕭遭當局“外調”
高文記述了有關此次晤面前的一件事：敦煌所派員調查蕭：
“1972年,所裡另外兩位同事,劉玉權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調’,找我查問蕭偷聽敵台的事。我說我沒有旁證,他們也就算了。他們剛走,蕭就來了,說是來看望我的。
有過互相傷害,難能不計前嫌。他來看我,我有些感動。告訴他劉、王二位剛走,所裡在調查你,你要注意。
萬萬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應該告訴我這個。理由竟是,個人關系不能高於組織原則。
我像吃到一個蒼蠅,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門。驚動了隔壁的趙存福,一位年輕的攝影師,過來問什麼事,說太平常了,別氣。想不到36年以後,蕭會說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劉、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蕭在酒泉衝突的關鍵。蕭的故事,隻字未提他們。後面卻又寫道,那次他回到所裡以後,‘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聯”、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說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但沒有劉、王二位,‘黑串聯’個什麼? ”
蕭早知被高揭發
蕭一再重複謂1972年到酒泉看高，高告訴他自己揭發了他偷聽敵台。此前他毫不知情云。但其各種文本漏洞百出，尤其時間混亂不堪。對此，高在蕭發表《尋》（即“文本一”）後，撰《昨日少年今白頭：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作回應。有關“偷聽敵臺”事件，該文寫道：
“你說你1972年從嘉峪關到酒泉看我，散步時我告訴你，我揭發了你偷聽敵臺……1972年的‘兩年多以前’，是1970年。你忘了，我已于1969年春天離開了敦煌。時間和地點都對不上號，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別是事件發生的1967年，階級界線判若水火，革命兩派你死我活，沒有可能一個造反派戰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勞動。事實上你是作為看管階級敵人的民兵監押著我們來回的，這是你所謂的‘放羊’，這是二。那個山溝叫苦口泉，只有一個窩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裏面過夜，很擠。你不會在那樣的場合‘偷聽敵臺’，聽什麼也沒人敢問你‘聽什麼’，這是三。”
由於蕭在京版《菩提》（“文本三”）中對“文本一”作了“分割加工”，高遂於《哪敢論清白》中再次條分縷析，予以拆穿：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這個事實,也使得蕭的故事難以周延。為此,蕭強調我直到1969年秋天還在敦煌。這‘文本二’（指2009年《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張註）和蕭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沒有的。後來加上圓謊,拿出來的證據,卻是我的《面壁記》開頭兩句:‘從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蕭引用了這兩句,但沒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為酒泉地區革委會為‘迎九大’要辦一個展覽,從轄區各地抽調專業人員籌備。所裡去的,不是只我一個。其他人辦完展覽就回所了,我賴在那裡要求調離敦煌,敦煌卡住編制直到1972年才放。這個過程,沒有含糊之處。
‘九大’是1969年4月開的,這個時間坐標,恐怕也挪動不得。”
高因何揭發蕭某
事緣蕭默突然向高發飆。以下是高的憶述：
“事件發生的1967年，……那天你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監督勞動，我們牛鬼蛇神挖土。我挖著挖著，渾身燥熱起來，就把上衣脫光，曬著太陽挖。你走過來，告訴我不許赤膊。我問為什麼，你說不許赤膊。我又問為什麼，你還是說不許赤膊。我沒有聽從，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頭，問我‘是不是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是不是以為在這野山溝裡只有一個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還沒完。晚上我們做完請罪儀式，你給大家訓話，又專門訓我一頓。我們每次進山勞動，都有個民兵監押。對我們寬嚴各異，沒人像你這樣。
時值兩派惡鬥，所裡無政府。你在‘革總’，對方是‘革聯’。回所後，我找到革聯的蘇永年，告訴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裡，你正在收聽蘇修節目。知道沒有旁證，最終不能定案。知道革聯處於劣勢，一時管不著你。知道如果革總找我算賬，革聯不會相救（誰救階級敵人）。但是沒有涵養，又別無選擇，顧不上那麼些了。事後兩天，在院子裡遇見你，大聲地對你說，‘你偷聽敵台，我揭發了你’。你站住，我繞過你走了。”(<昨日少年今白頭——頭狼給一只狗的公開信>,見<鳳凰博報-十年砍柴的博客>授權轉載,2009年1月30日)
這就是高所述與蕭過節之起源。
蕭否認作威作福
對於自己於文革之初身為“監督者”的蠻橫行徑，蕭在京版和港版《菩提》中均隻字不提。但在《致高爾泰的公開信》中則百般狡辯，“堅持說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監督勞動。說那時候連政府都沒有，‘不可能有什麼民兵’”。這番話遭高有力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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