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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内蒙民众正当性抗议遭镇压 ——“六四”维稳模式是一盘死棋

近日,内蒙古发生了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震惊海内外。内蒙锡林郭勒盟5月连续出现两起当地居民死亡事件均与矿山开发有关,引起居民强烈不满和示威抗议。这两起命案,其中一起是锡盟西乌旗一名牧民因不满草场遭践踏破坏表示抗议,被一辆运煤卡车压死;另外一起是锡盟阿巴嘎旗居民因不满矿山污染与矿工械斗事件,导致一名当地居民受伤4天后死亡。由此一场内蒙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要求政府保护蒙族人民权益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牧场和家园的正当性抗议示威终于爆发了。
   
   蒙民抗议示威的正当性
   
   与蒙古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丰富,为中国近半数的火电厂供煤。早在1980年代中期,那里的许多地方就开始被政府许可的商人大规模开矿,很多牧民被从他们的居住区赶走,草原变成煤矿,成公里的草场被原地翻走、挖开,矿上的运煤车横行霸道,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造成极大的破坏。虽然矿主与当地政府分利,但牧民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蒙族牧民认为官商勾结对草原的破坏性开采严重威胁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然而,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盟、市地方政府,却不愿意保护内蒙古高原的草甸,因为政府的权力掌控在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某些高官的家人就是矿主。他们担心现在的破坏性采矿方式被叫停会断了生财贪婪。即使内蒙古高原因环境破坏的不再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他们发完了财就会一走了之,只能把灾难与痛苦强加给当地的百姓忍受。长期以来,那里的民愤民怨已经达到极限,如今已是忍无可忍了。上述两起当地居民与矿山开发有关死亡事件,终于引燃了这个中共设立的示范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众不满怒火。

   
   连日来,蒙族牧民借助手机和互联网发出呼吁,号召所有的牧民抵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与官场腐败,走上街头保护自己的土地和权益。由此可见,蒙族民众本次抗议示威据有百分之百的合理合法正当性。对此,甚至连官媒《环球时报》都发表评论认为,“蒙族民众的抗议不是政治示威,他们提出的部分要求是合理的”。一开始,当地政府还幻想避免内蒙出现类似2008年西藏暴动和2009年新疆骚乱那样的民族冲突和暴力局面。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在出国访问归来后,即与蒙族师生对话,“强调要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然而,内蒙古民众正当性抗议持续了多日后,5月30日举行抗议游行却遭到强大警力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日前,众多村民涌往当地派出所,要求警方尽快缉凶。在诉求未得满意答覆后,民众情绪激动,围攻并打砸派出所。警方派遣大批防暴警到场支援,警民对峙。至夜间,附近民众愈聚愈多,并围堵政府大楼,堵塞主要道路,现场消息指一度多达万人,有人开始放火烧车,并向警方投石,警民一度冲突难控。北京因恐惧“六四”到来内蒙的抗议运动会被理解成阿拉伯式的茉莉花革命,并波及内地,不惜代价,增派大批安全部队和警力,在内蒙古全境加强防范。据报道当地已经戒严,大学封校,同时收紧了互联网控制,气氛极为紧张。至此,这个中共希望给西藏和新疆树立自治亲善,民众极少采取抗议示威表达不满的自治区榜样,轰然倒塌了。
   
   
   
   “六四”维稳模式的死局
   
   然而,就在胡春华与蒙族师生对话同时,中国政府发言人指责内蒙正当性抗议是由于外国人和当地“一小撮”制造事端的人煽动的,为其动用军警镇压和封锁信息提供了惯用的口实。
   
   记得当年“六四镇压”前,中共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反革命”定性,激起了全国民愤,最终导致八九学运完全摆脱了单纯的学生性质,转而成为一项全民抗议运动,并招致历来对付民众运动决不手软的邓小平下令以武力方式,否定了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腐败”的正当性愿望。从此,这个社会便陷于了日趋严重的腐败与不公而无可治愈,导致今日中国官民对立,警民冲突等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连环爆发。最近几年,瓮安群体性暴力事件、孟连警民冲突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陕西府谷县警民抢尸事件、广东惠州骚乱事件、石首警民冲突事件、“3•14”西藏暴力群体事件、“7•5”新疆暴力群体事件等冲突蜂拥而起,浪击中国。然而,面对每次事件,官方都以暴力镇压,秋后算账的“六四”维稳模式结局,但官民对抗越来越激烈,群体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六四镇压”模式,重来就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和谐与稳定。据媒体公布的统计的数字显示:群体事件目前每年要发生4-5万起(100人以上的才算群体事件,而少于100人的冲突事件则多如牛毛,无法统计)。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近来,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而两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今春以来,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竟然井喷式的涌现:南京梧桐树、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上海工人罢工、四川阿坝藏人、宋庄艺术家活动等等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少则300人,多则数千人。
   
   今年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数千工人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当局出动了1500警察,用多辆货柜车堵着游行道路;5月14日,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5月16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6月6日,广东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发生民众抗议,大批民众不满当地19岁男子日前追薪被斩断手脚筋,围堵派出所及政府大楼,并与防暴警爆冲突,多辆私家车被砸、烧;
   6月7日吉林省长春锦湖轮胎工厂爆发全厂职工大罢工。抗议的原因是工资待遇太低,网传目前已持续三天,消息被封锁;6月8日浙江绍兴市杨训桥镇因发生集体血铅中毒事件,有万人集体围攻镇政府;湖北利川市前反贪局长冉建新去年11月被利川纪委以渎职“双规”,于6月4日突在湖北巴东县检察院内身亡,全身多处出现伤痕,死状恐怖,大陆传媒报道称,冉是因得罪利川纪委书记遭报复,冉被扣留后曾用厕纸写字申冤,事件引发当地千人6月9日上街抗议,爆发警民冲突;同一天,江苏泰州1200名中学生集体上街,抗议高考听力问题,政府没有补救措施。由此可见,“六四”大镇压后的中国,群体冲突事件如此一浪高过一浪,频繁发生,一再验证着靠“六四镇压”模式维稳,是一局无法盘活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死棋。
   
   
   又在“寻找敌人”秋后算帐
   
   记得新华社《瞭望》杂志曾特别刊发了《评群体性事件: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的文章,痛批政府“寻找敌人”。该文认为: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文章特别指出,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
   
   如今,北京当局面对正在内蒙发生的民众正当性抗议声言:“不会放过制造麻烦的人”。 当局照例将事件冠以“境外敌对势力”,借口“境外有人”、“别有用心”、“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等等“六四镇压”模式术语,再次展开“寻找敌人”的大规模秋后算帐。此据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托格朝说,到目前为止,那里已经有近百人被逮捕。其中大约40名蒙古族学生和牧民在发生冲突的锡林郭勒盟被拘留,另外约50名学生和居民在首府呼和浩特的几次抗议中被抓。其中还包括两名网路作家毕力格巴特尔和包力朝鲁。
   
   
   “维权才能维稳”
   
   近些年来,中国恶性公共事件不断。 6月8日中午11:30分左右,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办公大楼突发大火;6月9日凌晨3时25分,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公区域内一危爆物品临时存放点发生自燃自爆事故;同一天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派出所被炸成两半。今年仅仅5月份内,就发生多宗爆炸事件震惊海内外,其中四川成都富士康厂房抛光粉尘引发爆炸,黑龙江哈尔滨天然气巴士加气时爆炸,陕西宝鸡氮肥厂焊接喉管时引发爆炸,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但不幸的是,江西抚州民众钱明奇,因不满拆迁问题10年都未解决,在市内多个政府机关引爆连环炸弹控诉,开创了中国特色“自杀式袭击者”抗议新模式,刷新了大陆官民对抗新纪录。此连环炸弹,加上29日四川成都公交集团非生产事故爆炸,不仅令政府官员胆战心惊,也让民众提心吊胆。刚刚过去的黑5月,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爆炸月”了。为此,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文章写到,“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 “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当今中国众多被剥夺权利的公民,都因被一压再压而投诉无门。于是那些被强迫“沉没的声音”,就只能演变成很不幸的“爆炸声音”了。
   
   此次,内蒙古群众示威抗议,迫使胡锦涛5月30日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亲自下达了全面控制社会的维稳指令。胡锦涛在讲话中承认,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胡锦涛说,“事关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他要求各级部门把化解社会问题作为长期的和紧迫的任务。胡锦涛在会上要求各地加强社会控制,包括互联网管制,以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风险。
   
   然而,内蒙古问题,从表面看虽是利益纠葛,但实质上却是政治制度与民族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构成的。如果当政者不思彻底政治改革,不牢固树立起“维权才能维稳”的价值观,继续无视民众和平抗议的基本人权,继续沿用传统“六四镇压”模式维稳,注定要走向“和谐社会”与“长治久安”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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