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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央政法委政治亮剑——“公民社会陷阱论”炮制出台

    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防止落入所谓“公民社会”陷阱》文章声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我们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要大力加以完善。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这是中共政法系统高官首次以断然否定的判断,公开攻击公民社会。眼下,正当中共十八大权力重新洗牌前的政治大左转时期,中央政法系统如此违民意、逆潮流的“公民社会陷阱论”终于炮制出台了。
    “公民社会陷阱论” 遭万民炮轰
    中共当局前一阶段就把公民社会当成敏感词了。自从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便开始明显“左转”,官方对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加强了监控,已成为舆论界关注的课题。如今,官方正在以“创新”方式强化的社会管理名义,进一步打压公民社会。自去年底以来,国内南方报系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纸,都已接到来自中宣部的通知,禁止媒体在报道中提及“公民社会”的敏感字眼,更不能炒作这一话题。据称全国各地的媒体都接到此类通知。在此压力之下,2011年1月1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已经自纠,将本来的“公民社会”概念偷换成“公共社会”,令读者一头雾水。
    当此之时,中央政法委高官“公民社会陷阱论”文章出台后,立即引发民众“围观”,遭到网民万炮齐轰。仅凤凰网一家,当晚就有超过有9万网友的点击,拍砖跟贴超过一千条,“可怜生在中国论”一贴获得超过3千网友的认同。一天后,此网站围观人数超过16万。而其它网站对“公民社会陷阱论”文章更是恶评如潮,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报网站“强国论坛”,都发出“显然,叫嚣‘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是在公然对抗民主与法制,中国怎么了?”的帖子,引发网友共鸣。
    中央政法委杯弓蛇影

    这些年来,“公民社会”议题一直引起广泛争论。由民间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被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民间组织的缺乏,则被看作是中国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如何对待民间组织的态度,就成为了一种解读中国政治改革状态的模式。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市民是独立的和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没有人能要求他的伙伴帮助他们。因此,如果他们不学会志愿性的相互帮助,他们将没有力量。”当今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一再被欺压,而毫无回应能力与自保手段,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然而,在中央政法委的潜意识里,一向视公民社会为西方的“陷阱”,把反腐维权类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政府的异己力量,甚至是敌对组织。官方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特别是在眼下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中所扮演的反政府脚色而杯弓蛇影,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权。故此他们要采取进一步打压态势,阻隔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从民间组织到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剑指公民社会
    2011年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面对中东“茉莉花香”来袭,就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舆论控制。接着,2011年2月20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使社会冲突与纠纷消失在萌芽状态”。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中南海竟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不仅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奢办奥运、奢办世博,更用于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大量宣传“伟光正”和“唱红”意识形态。
    眼下,中共又在为建党90周年庆典大费精力与银两。此外,执政者更把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精力,用于一再剑指公民社会,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维持对社会高压管制毫不松懈。自“茉莉花革命”相继在整个中东世界波及开来,不仅导致了今年中国军费涨幅再次上升两位数,并在努力制造航空母舰,更大大推高了公共安全开支(维稳经费)为6,244亿元,比国防预算的6,011亿元还多。由此可见,中共十八大权力重新洗牌前的政治大左转时期,中央政法委高官,正锋芒毕露地向民间社会亮剑。
    政府成为打压公民社会的衙门
    在当今时代,贯彻人权普世价值观国家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建立起法制条件下,由公民自愿组成与公权领域相对应的自治组织,来构成“公民社会”,又可称之为“社会人”。这种社会结构中,公共权力的管理职能,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内充分保障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介乎于政府与公民间的纽带,就是民间组织,即国际社会统称的“NGO”。当然这样的民间组织,并不是指那些具有明确从政目的的政党、社团类的政治组织。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开始更多地接纳了一些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但这些团体主要从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公共发展事业。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都被共产党控制着的。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时,中共也派出所谓的非政府组织,但这些非政府组织被国际社会发现,他们不是真正的NGO,而是政府控制的组织。其实真正的公民社会,本质在于民间维权,而恰恰当今中国最需要的那些反腐维权方面的民间组织,却仍被公权力严加拒绝。在民主法制条件下的社会,政府本应是民间组织的保护伞,但在中国党领导下的政府,却成为了遏制和打压公民社会成长的衙门。
   
   
    眼下,尽管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艰难,但民间组织仍然可以在模糊地带或基层区域采取由点到面策略,逐步形成自保力量,在基层中国持续和独立地推动培育公民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道德自觉,历练公民公共参与的志愿精神。
    迎接中国公民社会的到来
    在当今时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与群体力量的整合,更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不可能事事包揽无余。而恰恰正是民间组织能在维护自身权益,协调社会关系,缓和群体冲突,甚至解决对抗性矛盾,发挥巨大的机制上的作用。当前,中国之所以矛盾尖锐,难以排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现行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两端,而没有“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矛盾与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因而,执政者果真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就只有从全面开放民间组织入手,废除对NGO准入制,转而实行登记制。
    中国要迎接公民社会的到来,民间组织的成长是其关键。但公民社会的成熟,必然要伴随着整个国家的立宪进程与制度变革,并通过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实现。当下,争取公民结社的自主权与参与权,应该是最重要的民间维权。民间组织的顽强生存与发展,会大大推动这一过程的完成。其实,公民社会的前景,就在于能够形成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并演化成新的社会民间力量阵营,以推动整个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公民通过结社的形式,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影响社会规则的改革与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形成足以抵制政府权力侵扰的公民社会发展。这是实现社会民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间组织发展空间越大,人民就越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就越充分。在当下中国,社会批判性力量一再遭到打压、封杀,社会缺乏制度性反思。"全民弱势群体情绪"的不断蔓延,力证了这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阳光已经陷落。罗尔斯说,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现实中国正是因为作为社会个体的权利被剥夺,公民表达渠道的不通畅,社会不能发展起民意代言人与自保组织,以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对治的公民社会——"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
    一种健康的社会,不仅要有合法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更要有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对治。公民社会以其组织的力量参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和平衡的,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现代国家,虽然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宪法的确认,但这些法定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而是人们通过斗争取得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主要途径,每个人的宪法权利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社会政治参与来实现。公民社会的集体参与,特别是集合成公众的政治参与,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腐败与滥用,抵制公权力对个人的权利的不法侵犯,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生态。由此可见,21世纪的中国,《求是》杂志发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防止落入所谓“公民社会”陷阱》文章,可谓一种违民意、逆潮流的政治反动。
    《争鸣》
(2011/06/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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