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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蒋特务朱锦泉

   美蒋特务朱锦泉
    ——“当代中国的一百个囚犯和十个看守”系列报告文学
   
   
    (武汉)秦永敏

   
    
   
   
    在49年后的中国大陆,尤其是“文革”十年之中,“美蒋特务”一直是个神秘而可怕的咒语,不知多少人,因为一点海外关系,或一点历史的问题,便被以此罪名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整死整残。其实,无论整他们的人还是他们的自身,大都根本没见过这种令大家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
   
    在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我倒是有幸认识了一位标准的美蒋特务,而且与他还颇有交往。在“文革”时代他正在服刑,反而省去了“群众运动”的冲击,不过谁要是以为“文革”中牢房里的日子比社会上好过,那他就一定是火星上的来客。
   
    早在武汉市汉阳琴断口“湖北消防器材厂”劳改时,我就看到了大批从广东转来的犯人。原来,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宣布要反攻大陆时,中共当局便在两广地区进行了“净化边防”的大逮捕,将一切有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嫌疑的人统统抓起来判刑,并一火车一火车地转移到内地,分散关押到各地的劳改场所。无论在“湖北消防器材厂”,还是以后在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我所碰到的从广东迁来的“反革命”大都不过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虽说以前确实还曾有些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但到八十年代以后没死的也放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全都是解放后才抓的,当然也就以普通百姓居多。
    不过,来到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后,我便听说窑上(五六七3个中队各管一窑)有一个正牌的国民党特务,已经服了二十多年刑。
   
    1985年,我来到这个厂三年以后,一次在厂医务室留医治疗时,终于有缘得见这位有着可怕头衔的人,此时,恰适他因胸膜炎也在留医治疗。
   
    他叫朱镜泉,四十几岁了,个子不高,面目较黑,双颊突出,一副较典型的广东人模样,并没有与那可怕头衔相符的可怕地方。我在此厂,也算是尽人皆知的“反革命”,他自然也有耳闻。同在一处治病,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关系熟络起来,在我有意的一再提问之下,他不堪回首地谈起了一些往事。
   
    你问我那些事?咳,这辈子真是倒霉透了!
   
    大陆解放前夕,我父亲作为国民党将官带着一家人到了台湾,只有大姐留在广东农村。我父亲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上学时,我曾带一个欧洲外交官的女儿到家里来玩,他就严厉地教训我说,我们家都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人,可不许你找个蓝眼睛白皮肤的媳妇进门啊!我怎么进特务机关的?中学毕业时,父亲的一个朋友问我,你准备读什么学校?我成天玩得不知白天黑夜,根本没考虑这事。他就替我当家了。“进我们的情报学校好啦,一毕业就可以派你出国去见世面,有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你还怕没前程吗?”……哦,你错了,国民党撤到台湾后,什么军统啊中统啊早就撤销了,只有一个国防情报局。毕业后,我只想离开台湾不受父辈约束,就这样分配到了澳门站。我们在澳门的工作并不是针对大陆,而是针对世界各地来澳门的人。这时候,正碰到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姐在广东乡下没饭吃,寄钱回去也不管用,叫我们送点粮食回去。当时我结婚还没有一年,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我是不能回大陆的,就让老婆带了一大批粮食,去送给姐姐家里。说好过二三天就回来,没想到她一回去就没有音讯,等了大半个月,我急得没办法了,顾不了什么组织原则,谁也没有告诉,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广东姐姐家里去。姐姐却说她早就走了,根本没有在那里停留,这一下,我更慌了,又匆匆往回赶。一到边检站,就把我扣下了。
   
    原来,当时台湾和大陆正冷战激烈,大陆方面看到我老婆回来,就在我姐姐送她回澳门的时候,在海关里头把她抓起来,好让我回来找她……。当时的这种作法叫“钓鱼”。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做任何针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好歹算为这个情况给我留了一条命吧,判了死缓,到现在已经坐了二十五年,还有三四年刑期,我老婆也判了五年刑,出来后在广东一个县城工作,儿子已经长成大人了,我还连面都没见过……
   
    原来如此!我以为这位“美蒋特务”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有过什么传奇般的经历呢,没想到却不过是国共冷战的一个小小牺牲品,几乎什么也没干,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大半辈子囚犯!
   
    他的弟弟此时已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为他的案情,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多次联系,使馆官员答应帮他尽早获释,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什么结果。如果他像他弟弟一样走做学问的道路,世界上该会多一个科学家,少一个牺牲品吧!
   
    说实在,我在一些人中了解到的朱镜泉的为人,比我的直接印象还要糟糕。有人说,他专门在干部面前打人家的小报告,有人说,他没有半点人品没有半点人格。不过,我对此似乎倒也能理解;在“文革”时代他这种人要想活下来,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人们指责的这些作为,在70年代以前入狱的犯人中如果不这么做而能熬过漫长的刑期,倒是十分鲜见的事情!
   
    我想起一个刑事犯严天保说起,某国民党团长,因为“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无论什么时候开会发言,他都说“我们国民党的错误是仗打败了”,结果隔几天就要挨一次痛打,打得后来成了傻子,话都说不出来。便问朱镜泉认不认识此人,对这类情况有什么感想。他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心有内疚,因为当时劳改队实行“以毒攻毒”的政策,“让反革命打反革命”,很难说他当时主要是挨打者,还是打人者,抑或时而当挨打者,时而当打人者。总之,遇到这个问题,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事情,近几年报刊上登得多了,你自己在那里去看看就行啦。”
   
    我问他:“坐牢这么多年,你感慨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呢?”
   
    1962年,先把我们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广东北部,后来,又把我们从广东押往内地。当时,大批武装人员用机枪对准我们,直升飞机也在天上盘旋,我们像牲口一样赶进了闷罐车,里面又闷又热,挤得动也不能动,几天几夜见不到一点亮光,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很多人都晕车呕吐生病,听说隔壁车厢里还死了一个。当时的感觉,真是像活着走进了一条通向死亡的黑暗邃道……
   
    还有一件,也是刚来这里的时候。说实在,残酷的事情,死人的事情,看多了感情也就麻木了。那时候,还没有死缓无期改判有期出狱的事,能活就活下去,活一天算一天,不行就死在这里算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有些事情看不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是什么也不能干,当然也干不出来的。一些刚从外面抓进来的人,还敢偷点菜什么的充饥。一次,有个犯人刚刚在台上批判人家偷菜,骂得人家狗血淋头,回到座位上看见前面的凳子里(劳改队里每人发一个小木箱,既当凳子也装杂物)有馒头干,就顺手偷来赶紧往嘴里塞,结果被主人发现报告了干部,马上就把他抓到台上去,和刚才挨他骂的站在一起批判。说起来这个人在社会上还是个干部,算是个有知识的人,怎么就活到了这种地步?
   
    以后,比这更叫人心寒的事情也看到不少,印象反而淡薄了。唉,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只要能活下去,就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当然也见怪不怪了。
   
    通过与朱镜泉之类的老犯人接触,我不能不庆幸自己坐牢在一个情况已不相同的新时代,可是又有点遗憾自己没有亲身经历那种“全面专政”的恐怖。一天,一位随和的劳改工作人员跟我们在医务室门前闲聊,这位具有浪漫情调的年青人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人生之中,不经历几年的牢狱生活,是很难品味出生命意义的。”
   
    “几年哪够啊,”我从某种特殊角度感叹到,“要真正懂得什么叫坐牢,没有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可是”,朱镜泉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心情沉重却又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坐个二十几年牢,人的一辈子不也就完了吗?”
   
    1987年前后,这位正牌的美蒋特务终于刑满出狱。此时,他大约四十六七岁,却有二十六七年是在牢狱之中渡过的。
   
   
    199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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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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