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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勇祥:“六四”周年“坐宾馆”经历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61
   
   6月1日中午3点多钟,我正在家中看书,“咚咚咚”的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我打开门,两个比我还要高大的年轻人挤进门来。他们结结巴巴地嘟囔了好一阵,还是没有说清楚他们的身份和来找我的原因,那模样仿佛是他们做了什么亏心事难以启齿似的。
   尽管来人没有说清楚上门找我的理由,我心中却已经全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六四”快到了,又该是当局高度紧张的时候了,这个敏感的日子总是使他们胆战心惊。按理说,当局惶恐不安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当局却把他们内心的惊恐转嫁给民众。每年的“六四”期间,贵州人权研讨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要被贵阳市公安部门强行“软禁”,多则七八天,少则四五天,或者是强迫外出旅游。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加之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今年当局就更加惶恐和紧张,这也不足为怪。然而,我却不曾预料到当局会这么早下手抓人。
   两个便衣警察毕竟太年轻,我猜想他们可能刚接触此类工作,所以见到我他们有些慌乱,不知所措。由于没经验,他们一时编造不出适当的谎话来自圆其说。“乡主任找你有点小事情,其实嘛也没什么事,他叫我们来接你。”其中一个警察终于说了一句整话。“不用说谎了”,我坦然地对他们说,“不就是派出所要把我抓去‘坐宾馆’吗?走就是了,绕那么多弯子干嘛。不过,你们得稍等片刻,我的药品和洗漱工具还没有准备好呢。”我没有讥笑他们,更没有为难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迫于无奈啊!

   走出狭窄的小巷,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早就停在路边等候了。5分钟后,我被带到乡政府驻地。乡主任正焦急不安地在院子里绕圈子,见到我后,他如释重负,赶紧把我推进另外一辆黑色越野车。在车上,乡主任问我:“你的手机怎么啦?老在通话中。”我只好苦笑,因为我一直没打电话,手机显然被人用高科技“占据”了。“还说哩,我的手机信号已经被你们的上级下令切断了”,我说。乡主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我呢,除了苦笑之外,也只能摊开双手耸耸肩。
   车到黔灵派出所后,我像危险物品一样被小心翼翼转交给警察。这时候我发现田祖湘早已经被拘禁在那里。黔灵派出所把我同田祖湘带到双叶宾馆212房囚禁起来。我感觉这一次同往常不太一样,往常警察们大都敷衍塞责,而这一次他们如临大敌,高度警惕,而且特别诡秘。
   212房有一个大卧室和一个小卧室。不用说,大卧室的一张大床是我同小田睡的,小卧室的小床无疑是看守我们的警察睡的。他们一进屋便把小床拖到房门后边,把房门死死堵住,大概是担心我们夺门而去。
   就这样,我同小田不得不在这间斗室住下来,其之小,两个人同时站立起来就无法转身。212房间几乎成了黔灵派出所的长期包房,我同小田每次被监禁都住在这,而我们的造访率又是那么地高。212房间无论是空气还是光线都极其糟糕,可以说同地下室并无两样。
   第二天晚饭后,由于空气不畅,小田的鼻子突然大量流血。他用大团大团的卫生纸塞堵,可是仍然血流不止,血从卫生纸渗透出来,流到地板上,不一会儿地板上淤积了脸盆般大的一滩血迹。我见情况不妙,便要求看守带小田去医院,他们开始不以为然,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但小田流血越来越多,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苍白,四肢瘫软,双目黯然无光,神情木纳呆滞。眼看小田就要不行了,我不得不强硬要求警察立即带小田到医院治疗。警察也感觉事态有点严重,这才叫来车将小田送医院就诊。
   小田去医院后,我向看守提议:田祖湘到医院后,应该彻底检查一下病因,不能再让他呆在这种窒息的环境中了,因为会加重他的病情,你们应该让他回家休息;再说,他都病成这样了,还用担心他会跑到广场号召人们集会游行吗?“这是领导考虑的事,我们只知道服从命令,叫干啥就干啥。”这就是警察的答复。也难怪,他们也只能这样。“那你就赶快向上级报告呀!如果小田真出问题,你们也难逃其咎。”“我们已经向所长报告了,怎样处理得听领导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警察说的也是实话。
   晚上10点钟左右,小田被带回宾馆,鼻腔中塞着一大团止血纱布,手中拿着两盒消炎药。鼻血似乎止住了,人却很虚弱。小田回来后,倒床便睡,那神情让人十分担忧。事实上,小田确实是支持不住了。“人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让他回家休息吗?”我大声抗议,警察们阴沉着脸不吱声。我无奈地叹息、摇头,小田平静地躺在床上沉默不语。他同我一样,知道面对残暴政府是没有道理和天良可讲的。“愿上帝保佑我们的田祖湘先生能够挺过难关”,我默默地为小田祈祷,因为我心中非常清楚,此时此刻祈求上帝远比求助于警察更实际更有用些。
   幸运的是,我的祈祷居然应验了,上帝帮助小田战胜了病魔和人间恶魔。他终于用意志和体内潜存的能量将死神逼退。第二天早上,当小田重新站立起来后,豪迈地说:天堂不收留我,因为它知道人间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完成。我不能一走了之啊!我要亲眼目睹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象征生命和自由的绿色彻底取代血腥的红色。
   小田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愿意为民主运动献身是因为他的诚实和善良在当今社会中得不到舒展和认可。同他结识后,我发现他一直在努力,在成长,一直在寻求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完善。他现在已经能够在警察的面前滔滔不绝地宣扬民主自由理念了。
   当局是6月6日下午5点钟释放我们的;倘若不是赶上端阳节,监禁我们的期限很可能还要延长。回到家后,亲友告诉我,说我的手机一直处在“通话”中,谁也打不进去。8日上午,我到移动公司进行交涉,对方很不情愿地开通我的手机,其中的隐情我清楚,他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解除命令。但是,在我犀利的责斥下,他们被迫给我开通了手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的正当要求。
   今年的“六四”期间,贵州人权研讨会遭受到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压。除了我和田祖湘遭到监禁之外,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肢体伤害和精神摧残。李仁科先生因抗议当局的非法拘禁同派出所的教导员发生肢体接触,结果俩人抱在一起从三楼台阶上摔下,直滚到二楼。李仁科60多岁了,经医院检查,多处骨折,前胸和后背伤痕累累。现在,他上身还裹满了绷带,走路说话都感到吃力和疼痛,至于是否会造成严重后遗症,现在还说不清楚。此外,李仁科同那位教导员一同滚下楼梯时,一个恰好从旁边经过的老年妇女被他们撞倒,并随着他们一起滚下楼梯,成了无辜的受害者,造成粉碎性骨折,伤情比李仁科还要严重,如今还躺在医院。
   杜和平先生被派出所强迫带到云南玉龙雪山旅游,因承受不住高海拔气候而突然昏倒。在回贵阳的路上,他一直昏迷不醒,水米不进,差点命赴黄泉,现在他还在贵阳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输着药液,挂着氧气,不能进食,不能语言,连人都不认识了,而且,整个人从脸面到形体都变了样,同健康时候的杜和平判若两人。杜和平先生的病情的确相当严重,朋友们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面对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和残暴行径,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同时,我们紧急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应该对中国当局如此大规模地、长时期地践踏公民权利、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给以高度关注,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情况,必要时应该出台有效措施制止中国当局的残暴行为。联合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权威作用,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受无端侵害,维护国际道义和“人权宣言”的宗旨。
   2011年6月9日于贵阳黄家湾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61
(2011/06/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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