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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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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韩寒一进入文化的境界就都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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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与位禄名寿及容貌之关系

   关于道德与位禄名寿及容貌之关系---兼论法家、马家和儒家社会一《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或以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或以为孔子之言“特以论得位行道之先王先公,不可遂将此语解作如有大德必得禄位之条件与结果的关系。”云云。都不中肯。

   有两种社会:一种是道德的,一种是不道德的。道德社会是正常、常态的,不道德社会是反常、变态的。在道德社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大德者大善,必有大善报,“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完全成立。在一般道德社会,大德得其位禄名寿的机会也比较高,但不能全“必”。

   在不道德社会,《中庸》的这个观点就更难以成立了。在不道德的环境里,善有恶报恶有善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逆淘汰,大德之人,必不得其位,必不得其禄,有名也未必很好,孔孟都受尽污蔑侮辱呢。孔子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得其位禄,反而是无德的表现。

   朱熹认为,上古之时,德位相称,“天地之气,其极清者,生为圣人,君临天下,安享富贵,又皆享上寿。”后世气运渐乖,至孔子已有德无位,德位已经不能相称。王恩洋居士以常经与变例来解释善有善报的正常与善有恶报的不正常这两种现象,也很有道理,可备一说。他说:

   “或谓若作善而必得善报,则夷齐不应饿死,颜渊不应早夭,孔子不应困厄也。作恶而必得恶报,则盗趾不应寿终,操莽不应帝王,秦桧不应宰相也。作恶反得福,做善而反得祸者,自古有之,于今为烈。故人相率而为贪污,岂不以为善最难而无功,为恶甚易且有利耶?曰:天下事有常经,有变例。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此常经也。若夫圣而困,贤而夭。此变例也。作恶之报有常有变亦如此。譬之农事,耕耘播植始得收获,是为常。然亦有水旱天灾,虽耕耘播植而不得收获者,则惰农宜较勤农少费劳苦,若径尽作惰农而不务农作,则天下人饿死尽矣。故良农不因天灾废耕作,君子不为祸变改操行。”(《人生哲学与佛学》)

   “良农不因天灾废耕作,君子不为祸变改操行。”这句话值得儒者铭之座右。只要尽心尽性尽其在我,自有天爵之富贵光荣可享,自有良知之永生不灭可望,世间位禄名寿如何,听天由命、置之度外也。对于儒者而言,逆境顺境,无非成德成圣的助缘。位高禄重名大寿长,可以更好地利他济世传道授业;家贫位贱艰难困苦,可以更好地动心忍性炼我心志。

   位禄名寿四美,唯有“寿”,对于各种外在条件特别社会政治状况的依赖性比较少。纵置身于不道德社会,大德者仍有可能“得”。因为大德之人必有大智,必知养生之道,必有良好的心态。道德本身就有养身的“功能”,所谓以德养身,“德润身”(《大学•六章》)。“位禄名”主要取决于政治社会环境,“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己做主。关于德与寿的关系,可参看东海《“仁者寿”说》一文。

   二两种社会又可分而为四:道德社会分为一般道德社会和高道德社会,不道德社会分为一般不道德社会和极端不道德社会。儒家和自由主义社会都是道德的,其中,自由社会是一般道德社会,次好;儒家宪政社会则是高道德社会,最好。用孔子的话说,前者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后者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法家、马家社会都是极其不道德的社会,善恶完全颠倒,孔孟和历代圣贤受尽污蔑侮辱,被打倒在地;秦始皇野蛮凶恶之极,毛氏奸邪反动透顶,却被颂为圣人伟人。这种社会,不论经济怎么发展、物质怎么丰富,都属于据乱世。

   或曰:制度有高下,文化无优劣。其实文化也是有高下优劣的,法家和马家就是劣质、恶性的反文化的文化,盛产奸徒小人、暴君恶棍和乱世魔王。因为这两家学说最容易败坏人性,会对人的德性智慧造成遮蔽,让心灵物化。

   这两家的信徒中,纵然有好人,好的程度也有限。两家门下绝对出不了大德圣贤。也只有这两家学说,才能培养出大批丧心病狂禽兽不如的东西,才能指导出秦始皇式的暴君和苏俄式的政党,才能“建设”成蛮夷社会和丛林社会。

   其实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主要是李斯等一小撮,法家的洗脑能力有限,在煽动暴力崇拜盗贼崇拜方面,远远比不上马家。只有经过唯物主义洗礼并且闭关锁国的社会,才能全民疯狂,把恶贼当成圣人,把恶魔抬上神坛。

   而毛氏要登上神坛,就非把中华文化彻底扫荡不可,因为,只要略具儒佛道修养略有正知正见正义感者,都不可能崇拜他,都不能不厌恶他那些违反常识、悖逆常道的做法,不能不鄙弃他那些反文明、反道德、反中华的邪说。

   三《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我给加上两句:大德必有其言,必有其态,必有其容。关于大德必有其言,东海已有《大德者必有言,大智者必能言》一文论之,这里只谈仪容外貌。

   德性渗透于人的全部身心,德性充实于内,光辉必发于外,不仅发于行为举止语言文字,也会发于神态姿色容颜眼睛等。《国语-晋语五》曰:“夫貌,情之华也”,以容貌为内在情怀的表现形式;朱熹说:“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王夫之说:“存文者正以其有君子之心,而生君子之仪。”、“以诚居心,而诚必形外”(《四书训议》)

   圣贤自有圣贤的气象。《论语-述而篇》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张篇》曰:“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尧曰篇》曰:“子夏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又说:“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圣贤大儒德貌双全,是有医学依据的。现代医学证明,情绪会影响容貌,长期的忧虑烦恼愤怒,贪念妄念恶念太多,会让人变丑。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圣贤不忧不惑不惧,“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时充满浩然之气和正义感,容貌想不好都难。

   大德必有大美,道高德充者,“中和之气见之于容貌之间”,“动容周旋中礼。”(《孟子-尽心下》)即使容貌先天不良,也自有其气象和魅力,丑也丑得美好、丑得耐看----其实是奇人奇相,异人异相,非丑也。

   古人以为不凡人物就有不凡相貌。王充在《论衡》里说:“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各有特点。

   孔子的相貌也颇奇特。《史记》上记载说他“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何谓圩顶?据司马贞《索引》释,是“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孔丛子》说他“河目隆颡”,眼长长颧骨高高的。

   《史记》又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郑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这个郑人的描述应该是最符合孔子容貌之实际的。传说中尧身子瘦长、“河目隆颡”,而“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禹的身高据史载是九尺二寸。说孔子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不知什么意思,或是说孔子腰长腿短吧。

   四俗话说:人的容貌,三十岁之前,由父母负责,三十岁之后,由自己负责。小人和恶人,即使本来容貌不错,也会逐渐猥琐化丑陋化狰狞化。心,是影响身体和容貌的重要因素,比营养、环境、地位、知识等等因素更重要。某些人青少年时长得挺好,中年以后迅速恶化惨不忍睹,原因或很多,但“心坏了”肯定是重要原因。

   有人把民国时清华北大知名教授与现在清华北大知名教授的照片作了一个对照,道德文章的高下一目了然。从容貌上看,民国的教授们多少有些文化人风范,现在的教授大部分都下里巴人化甚至“叫兽”化了。教授犹如此,人何以堪啊。现代中国人品德越来越恶劣,故容貌也普遍越来越丑陋---即使帅哥美女,也庸俗轻薄不堪,可谓帅得丑陋、美得丑陋。

   《呻吟语》说:“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浅之色,作为之状,便是屋漏少工夫”。岂止是“屋漏少工夫”而已?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毫无文化修养道德力量,也根本不懂得怎么做“功夫”,内心一片荒芜和黑暗。

   圣贤与盗贼、大人与小人、智者与愚民、英雄与市侩、雅人与俗子、热情者与冷酷者、真诚者与虚伪者、忠厚者与刻薄者等等,各有其不同的仪容和气象,做作不得,勉强不来。一般人士以貌取人固然容易失误,智者误判的概率就很低。用不着察其言观其行,很多人的轻浮浅薄或卑劣下流或阴险恶毒,就在他们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呢。2011-6-19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6/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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