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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这类文字狱还会发生/(公民通讯)


   
   
   华评:这是一个过去不太久的老故事了。把它翻出来,是因为这样的故事还在发生。如果政治现实不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故事今后还会发生。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只有明火执杖的武装叛乱,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以和平方式发表政见,都应得到鼓励。平民百姓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如果不是从事法律所限制的阴谋活动,是不应追究的。因为这都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不能视为大逆不道。

   毛泽东在谈到上井冈山打游击的原因时说过,那是由于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禁绝合法斗争,就是制造非法斗争;抵御和平演变,就是鼓励铤而走险。合法斗争手段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社会机制,是一种防止革命、自我保全的手段。如果政治权力不是由少数人垄断,就不会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也不会老揪走资派、抓反党集团、批自由化。只要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样的文字狱及还会发生。
   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根据自由、民主、人权的原则形成一种机制,使各种人物公开亮相,使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公开表达的机会,由人民来鉴别,由人民来选择。一个国家里没有挑战者是十分危险的。言论自由的实质是思想自由,是思想挑战的自由。如果中共的专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不改变,这类的事情就还会发生。
   
   
   1.《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该书由李建彤执笔,李建彤即刘志丹亲弟刘景范的妻子。
    她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当时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高岗对于陕北土地革命,关系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1959年初,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因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3人)。习仲勋说:要写出陕甘宁边区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但后来批判说,你们是要表现陕北救了中央,野心勃勃。其实,那些话原是毛主席说的,习仲勋复述了一下,就成了反党纲领了!外界认为小说的写作是习仲勋、刘景范策划的,这不是事实。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1956年,李建彤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李建彤也给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一份送审稿。阎红彦可就火了!立刻给李建彤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叫出版,岂有此理。李建彤以为这是她和阎红彦一对一的“二人转”,没提防人家有通天的能力。
    阎红彦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还是站不住,又逃到陕甘(延安以北叫陕北,以西称陕甘)投奔刘志丹。刘志丹和晋西游击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等人将各自的队伍合而为一,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阎红彦的队伍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刘志丹的部队缴械了;还把刘志丹的人杀了几个,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景范也开除了;遣散了一批,就把刘志丹的队伍给瓦解了。阎红彦在1962年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其实阎红彦的队伍也抢东西,也搞女人。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阎红彦把刘志丹搞垮了,在陕甘还是呆不住,又带着队伍跑回陕北,就这么乱窜。1933年,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高岗从西安来到陕甘,支持刘志丹,刘志丹的队伍又发展了起来,建立了红26军,打到陕北,陕北和陕甘连成一片,全红了。书里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是用化名来写的,没有提到阎红彦的名字。延安时期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确认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创造了陕北根据地;阎红彦们路线错了,挨了整。高岗出事了,阎红彦就诬蔑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1962年7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而且将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刘志丹》。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1962年9月8日,阎红彦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6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600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习仲勋早年就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4岁就参加革命,是惟一1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1949年成为第一任西安市长,也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毛日理万机,平时哪有工夫看小说,只是《刘志丹》这个书名以及康生所说的大毒草,激发他把此书看完。这部传记文学,把刘志丹与高岗建立陕北根据地的艰辛作了真实的描述,只因高岗已被党史划入敌人一类,乃用“罗炎”的假名替代高岗,也写了刘志丹壮烈的死。其中讲到最高领袖毛泽东,赞扬他到了保安,释放了被博古派遣的党中央特派员关在窑洞里的高、刘二人的功绩。毛泽东做贼心虚,李建彤笔下尽量不写毛,而他看到每个章节全是指向毛。如创建陕北根据地,只写了高、刘的功绩,这不是影射毛、朱摘别人现成的果子吗?毛泽东读罢此书,变得暴跳如雷,一定要运用权力施加报复。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既然《刘志丹》被定为“反党纲领”,支持作者的习仲勋等就在劫难逃了。毛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国庆节不能上天安门。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毛1947年离开陕北后,就再也没有到过陕西。陕西一些老干部议论说:毛暗杀过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毛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才那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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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限株连
    康生立即销毁第一版的《刘志丹》。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是反党!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辩:我写的是历史,又不是写高饶联盟,怎么是翻案呢?一般读者也不会看出其中有高岗,能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
    1950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文革前夕,陕西省清查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因柯仲平曾为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提供过素材,受到清查。他未完成的长诗《刘志丹》,也被定为“毒草”。当年延安时期他的老战友,民众剧团的另一位领导者——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柯仲平含恨猝死。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曾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说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却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5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称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还抽调100名地委和县一级的陕西本省干部集中到北京受训挨斗,为期一至两个月。1963年从西北5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与作者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涉及到100多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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