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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左毛泽东(二)/中原评毛


   
   
   
   

   6、改正了的右派无罪,章罗等又何罪之有?
   
   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儲安平。他们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处,就多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实现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头号“大右派”反党言论的核心部分。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是所谓“轮流坐庄”,这本是程潜发言时上纲上线批章的话,不是章伯钧说的,大家重复来重复去就变成章伯钧的反党言论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完全是共产党的诤友,绝无反党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自己设计的大跃进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个设计院论证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协的意见(按照宪法他本该这样做的),而人民代表大会像民主国家议会那样有权否定总统提交的议案,毛泽东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两个大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彪炳功业、半世英名。
   罗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头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1、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2、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3、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均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忾。但在20年后,有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独裁,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犯了全局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为了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省委第一书记一句话,各级第一把手一句话,就可把管辖任免的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罢官或送入监狱。1978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占17%,即289万人,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干部是300万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30万件。
   陈仁炳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为右派的。据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伦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伦,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比总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同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想改变以陈仁炳代替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壁、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由此报道来看,陈仁炳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完全是受了罗隆基的牵连。说陈仁炳1948-1949年靠拢罗隆基就是为了反党,实在是冤枉人。那时的陈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壮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大会有15000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为肃杀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东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转移到南京去才躲过这场劫难。
   彭文应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他的文章标题是《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鸣大放中的主要言论如下: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没有什么过激的、出格的言论,早就应该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迟,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据说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认错、抗拒到底、没做过一句检讨的人。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应著文《剿匪呼?剿民呼?》公开抨击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给周恩来去救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周总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学生的反蒋斗争,1848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解放初,他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拒不认错,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协常委的官方身份领工资的,每月180元(相当于司局级工资)。被撤销市政协常委后生活断了来源。由于交不起房租迁出原来的宽敞住所,带着6个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时亡故)住进一间15平米的房子。后来家里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小女儿跪倒在他面前:“爸爸,为了女儿,你就承认下来吧。”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登门造访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上海市委统战部既有意照顾彭,为什么不能对这位“拗相公”再灵活一点?原来有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一句话不检讨,那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器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解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党来考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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