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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狂毛泽东(一)/中原评毛


   
   毛泽东说过:“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730页)现在拿毛泽东当年攻击、诽谤国民政府的话来批评他和他的党,不是更恰当吗?这真是天大的讽刺,诚如毛自己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泽东依仗“阳谋”,把众多知识分子引入“言者无罪”的陷阱后,突然变脸:“‘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其逻辑是“无罪的言者才无罪,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就是靠着这种歪理,毛宣称取得伟大胜利。不错,在权力的威慑下,55万右派个个低头,人人请罪,使毛志得意满,摆出宽大为怀的姿态,说“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倨傲之气十足。毛泽东不会懂得,他称右派是反动派,其实,他把自己以及追随他的党推向反动派。中共的反右史是一部以无知反对智慧、以野蛮反对文明、以暴力反对自由、以专制反对民主的过程。毛的反右是历史的大倒退,是知识的大摧残,毛则成了实实在在的反动派。
   我们再次大声呼吁:反右派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它是对民主自由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反右运动必须彻底否定,受害者必须彻底平反,国家对受害者必须补发工资,并且给予精神和物质赔偿。

   邓小平是当年反右的副帅,中共中央总书记,五人小组组长,全国反右总指挥,毛泽东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他的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只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并维护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邓小平既是诉讼当事人又去当法官,这显然有违法律常理,那么他的那个说法自然也就不足为凭。
   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所谓“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大人非常清楚:这二十年(1957—1976)的历史,是用几千万人的血谱写成的历史。毛泽东正是踏着几千万人的尸体,稳居“秦皇宝座”的。明明是你的反击促成了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最愚昧的”(季羡林老人语)年代;倒退到“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黎澍语)。历史证明:57年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为自己能永远凌驾于党与全国人民之上,为对抗八大“个人崇拜”的《决议》而发动的,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一样,是祸国殃民的大罪。
   邓小平所说“杀气腾腾”,只应安在突然发动反右的毛、邓们的头上。当时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炒作的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案,后来经过全面深入调查证明,根本没有那回事,完全是出于反右需要而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葛佩琦本人也得到了改正。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按照中共的说法,是这几十个未改正的右派妄图推翻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欲盖弥彰,反而只能给邓大人自己和党的脸上抹黑。
   执政当局至今仍然抱着“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的“结论”不放,将受害者的道歉和赔偿要求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中宣部近年还违宪违法,公然明令禁止公民集会纪念反右,禁止发表或出版有关纪念反右的文章和书籍,强行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权利。这些倒行逆施,不仅使受害者及其家属后代强烈不满和怨怼,而且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不服和不满。
   关于反右,我以为以下几个结论应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1、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
   
   读了祝世华先生的话⑷使我茅塞顿开,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过去,我们总是顺着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思路,以为毛最初是诚心邀请民主人士帮党整风的,只是后来形势恶劣了,毛不得不反击。所以才有上文章一凡们费尽心机要找出毛在那一天决定反右的,阮铭、李志绥、胡平、饶瑞农等人也认为毛刚开始发动“大鸣大放”时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殊不知毛早就胸有成竹了。
   1938年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认同后,才取代张闻天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接着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通过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授予“最后决定权”。所谓“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居于党中央之上,而不像历届总书记那样位于政治局之中。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刻意策划延安整风,其终极目的,就在于造成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凌驾”地位。但在1956年,毛泽东被撵下了“凌驾宝座”。这一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掀起反对“个人崇拜”的热潮。这一热潮也波及到中国,同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认为“个人崇拜”是“封建的腐朽遗产”并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
   3月底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功大于过”。针对苏共决定不再悬挂斯大林像,他说:“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我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极为不满。”会议结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全党的工作中心还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刘少奇不愿违心附和毛的意见,便含糊应对:“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后来在12月的一次会议上,毛又明白表示对八大的不满:“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他知道在党内他已找不到“翻身”的机会,因为“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是铁板钉钉,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形势,谁也无法改变。此后毛处心积虑地寻找恢复、加强“凌驾”地位的机会。不久,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在党外造势,发动一场“反右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恢复并加强了他在党外的“凌驾”地位。有关以上说法我们也可在毛选中找到根据,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发现那时毛泽东就已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提出:“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一个月后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和3个月后的整风鸣放,都不过是一种歼敌的计谋(即阴谋)。该文发表在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上。从毛处心积虑地寻找恢复、加强党内外“凌驾”地位的机会,一举推翻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路线的动机来看,反右斗争不仅对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是个大阴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个大阴谋。没有人知道毛的阴谋,连邓小平也未必知道。
   毛还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反右斗争就是要剥夺干净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资本。反右前,没有人知道毛正在谋划“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更不会知道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毛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彻底、永远成为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
   紧接着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利用反右造成的威势,又在党内找到突破口,在高层掀起一场所谓“反‘反冒进’”的妖风,狠批了周恩来。毛充分掌握周的弱点,毛明白只要控制周,便可消除其他的人的声音。周迫于毛“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的压力下,违心地在南宁会议上做了检查。紧接着又在成都会议上,大造“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不得了!”的舆论,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经过这两大“战略性”的大拼搏之后,毛泽东终于又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
   此后,毛泽东又在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毛泽东稳坐了“皇位”。中国人民也就落入大跃进、文革的苦难之中。
   邓小平作为全国反右总指挥,毛泽东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他的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 “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除了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并维护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显得多么肤浅,多么虚伪。
   
   2、 全国右派总数知多少?
   
   全国右派总数是多少?说法很多。据丁抒《阳谋》记载:
   『官方各出版物都将“五十五万多”当成右派的总数。……但可以肯定“五十五万”右派之说不确。十几万落网的小学教师中一多半是乡村教师。其中有些是所谓“民办教师”,即从农村生产合作社领取工资、不属“国家干部”的教师。“五十五万”里没有他们。因种种原因不宜公开的“内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万”的统计数内。除前述北京大学马寅初、冯友兰外,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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