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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坐殿(二)/中原评毛


   
   
   这个共产党太让它的忠心党员失望了,辛子陵先生无奈只能在香港发表他的《放言救党论国是》。可怜李锐、赵紫阳甚至李鹏这些党内要人的著作也要拿到香港来发表。他们已经为这个自吹是什么“先进代表”的党感到耻辱。它既不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也不如被这些共产党员所打倒的国民党,更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应当撤消舆论导向,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那么,共产党何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

   多党执政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哪一个政党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将会被另一个政党所取代。这时,中国人民是有福的。
   我还注意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党的指导思想时,总忘不了背诵“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这一类套语,使人感到这些领导似乎深怕得罪某种政治势力。我觉得只要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就足够了。因为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适用于今日中国国情的正确部分,必然是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都有错误,面面俱到,反而会对老百姓造成误导。如果用“和谐社会”代替阶级斗争,用“企业家(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五六年被改造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是决不会答应的。这样还算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也有说假话和愚弄百姓的嫌疑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今社会说的最多的政治用语之一。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也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专制主义。有民谚:“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可说是一针见血。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太多了,连卡扎菲甚至希特勒都说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我以为中央有必要首先对“社会主义”加以明确的定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错误之一是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定义之前,奢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把人引入迷津。只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才可坦然断言目前的社会性质。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和平建设时期已经牺牲了七八千万无辜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幸福生活应是每个政党所要维护和争取的最高目的,千万不能为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为毛泽东的罪孽所亵渎,要洁净它们谈何容易。
   当然也应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个人以为不宜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什么思想呀、理论啦。关于以毛泽东个人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给目前党的理论工作造成的困难,上文已简单提到;至于邓小平,在生前他就说过他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我真不明白“邓小平理论”是怎么被鼓吹出来的)。以免“以階级斗争为纲”、“階级斗争,一抓就灵”、“階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仇恨入心要发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以上这些观点如果又冒出来充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上推波助澜,甚至又会有人用坦克、机枪对准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如果这些照例被当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么社会就会处在不断地动荡反复之中。政治上的“指鹿为马”、伤天害理造假的事情就得不到制止,死亡数千万人的历史惨剧还会重演,那么还会有什么和谐社会呢?那怕是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的肯定,也会造成对现今的企业家……新生的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剥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要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动乱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新时期,我们可以对新生资产阶级有新的政策,但不能否认其存在。2004年的宪法仍明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有趣的是,我国宪法竟完全无视私营经济与新生资产阶级存在的事实,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已在1956年资本主义改造中消灭。不错,旧的资产阶级是在1956年被消灭了,改革开放后请回来的资产阶级就不算资产阶级了吗?新的资产阶级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就不是剥削阶级了?这种白纸黑字由宪法记录着的、“睁着两眼说瞎话”的政治笑话、政治谎言大概也只有中国才可能产生和存在。也可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与其非要说什么“邓小平理论”,我倒主张提倡“刘少奇正论”。比如,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刘少奇一贯主张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秩序,历史证明,“刘少奇正论”才是新民主主义的正统。不过,还是那句话,我反对用任何个人名字命名什么思想、理论之类的,至于说“刘少奇正论”也只是戏话。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正统路上来,发展资本主义,继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走马恩晚年指明的道路,彻底批判与摒弃毛泽东的暴力封建空想社会主义和借社会主义之名行封建专制复辟之实,实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化道路,党才有可能对历史、对人民有个负责任的交待。
   階级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然而又必然形成的。在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有一个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某个个人、某个党派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历史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它们都曾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作为阶级,它们没有任何罪过。恩格斯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0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因为,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为了夺取政权而去消灭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政权而去消灭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思想,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吗?为什么解放后,会给中国带来那么多苦难呢?值得我们去坚持吗?!坚持下去就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多苦难吗!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也愈激烈。因此,割舍了阶级斗争,还成其为毛泽东思想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没完没了的斗下去,怎么能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呢?!
   有著作指出:毛泽东生前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且不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不再存在,全社会的成员都已经成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者,即使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的只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阶级。居然说“一般小知识分子和小店员、小职员都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是半反革命的。”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原文中还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是“极端的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分北伐军中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其实知识分子并非什么阶级,它是劳动群体的一部份。它和工人一样,都是出卖劳动力。和工人不同的是出卖智力和脑力,是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不过多读点书,对不合理的事敢于评头品足。毛泽东恨的也就在这里。他要搞愚民政策,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要全党全民成为唯唯诺诺驯服工具,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他指鹿为马,别人也要随声唯唯,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的是“阶级妥协”、“阶级友爱”、“阶级合作”、“阶级协商”“阶级双赢”,而决不是毛泽东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执政党与政府的任务也在乎不使矛盾激化到对抗的程度,使矛盾始终控制在法律所能允许和解决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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