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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坐殿(一)/中原评毛


   
   
   对于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所受苦难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抱着宿命论观点,有人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对于以上说法我不敢苟同。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原本就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反动,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统治观才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毛泽东有一首给郭沫若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存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郭沫若著有《十批判书》)。历史前进了二千多年,毛泽东还要实行“秦政制”,争当秦始皇,这难道不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世界上农民革命,没有能改变政权性质的,都是夺取政权后,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过瘾,毛泽东就是典型代表。过去,我们一直把反封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封建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圈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賴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與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农民潜在的封建意识是客观存在的。据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说,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在起重要作用。此类痞子、恶棍、油杂分子,总称社会渣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卷入革命会腐蚀队伍,并加快社会道德的总体沦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份,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的看法与此相反:“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由于毛泽东在痞子恶行之上抛给了一只革命的合法外壳,也就把此类人的地位作了质的提升,要利用的正是其“破坏性”,于是执政党增加了暴烈,国家民族加深了灾难。正是被毛泽东赞扬过的“痞子运动”,造就了“新中国”的主力军,后来也不知又培养出多少痞子以及近似痞子的东西,影响之广之大,更不知涉及了多少人的命运,仿佛中国人命中注定了似的。正是这类痞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最积极的打手。所有反人权的行径都需要而且也只能调动起社会渣滓们的积极性来奉行。掌权的小人必须号召和收买不掌权小人的盲从,这是当代史上一切灾难的酿成原因。这里有个要点值得注意:为了使势单力薄的痞子恶棍的行径得逞,必须为他们排除作恶的阻力,办法就是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故意把斗争对象的标尺以及定罪量刑标准弄得极其模糊,伸缩性极大,使人民震慑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为避免被划进斗争对象的圈子,善良的人们必然自发地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运动指挥者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大多数人都露出一副“宁左勿右”的势利脸孔,而且逐级逐层主动加码以求自保,因而没有一次运动不是“扩大化”。运动越往下就越残忍,造成全社会恐怖,这正是极权专制所需要的效果。
   有文章指出: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
   李劼先生在《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指出:“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有人指出:在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
   毛泽东继承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既不是法家,当然也不是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的狡黠在于,他其实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听的是《水浒传》的“造反有理”,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从而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信口雌黄地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是把读《水浒传》的心得体会都强加在马克思的身上。请看,恩格斯是如何说的。他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这篇光辉短文中,对其战友是这样高度评价的: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发现了剩余价值,哪有什么不三不四的造反有理的屁话?甚至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很值得后人深思吗?!
   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记载:『……1959年11月XX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因为毛泽东的统治依靠这号人。正如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历次运动无一例外地扩大化,都源于毛泽东的痞子政治。我们都清楚的记得,每当人们追问扩大化的原因和责任时,得到的回答无不是“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校长,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痞子政治大表演,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活剧,给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最好的注释。他绕过宪法、法律、政府机关,借用红卫兵的手揪出并杀害了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扫除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而使自己摆脱需要承担的所有罪责。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坏头头,一个利用农民造反起家的痞子王。
   有文章指出:封建专制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一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胜者王侯败者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所导致的就是以暴易暴,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换汤不换药,普通百姓仍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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