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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鹿为马故事(三)/中原评毛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两个被剥削阶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新社会”的农奴阶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则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沦为贱民,并与“地富反坏”构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人有产、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历史的讽刺是如此地诡异,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理论武器,现在却被压迫者剥削者用来对付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杨继绳在《墓碑》中写道: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还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墓碑》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哀叹的例子: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在中国,政治上不说假话,就会遭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谢韬新作《在历史的天平上》(为丁弘大作〈陈独秀和毛泽东〉作的序言)中说:“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胡恕在《不信东风唤不回——读「在历史的天平上」》中说: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无边的痛苦和灾难: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哀鸣遍野的惨状为人类历史所仅见。
   据统计,在中国有史可查的二千余年中,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为二千余万人。而我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便夺去了四千余万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时至如今,仍有多数传媒,沿用丧尽天良的说法,继续对老天爷栽赃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怜的刘少奇就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食人要上书的”的部分真话,便注定了必死无疑的下场。
   土改、镇反中未依法处决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黑洞,也不让人染指这些领域。据一位亲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诉我,仅刘文辉家族被枪决的便有36人之多。“风马牛不相及”,罪名“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55万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分子,昭示了执政者的虚伪和无耻!毛泽东这个“天才”,什么花招想不出来!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死于非命,优秀儿女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饮弹刑场,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铁证!
   据载,林昭死后,还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弹费。张志新在押赴刑场前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据载这个刽子手一共割了47人的喉管。学者郭罗基(时任北大党办主任)于1979年在光明日报上,以“谁之罪”深究张志新遇难的制度根源,最后极其雄辩地指出:“18世纪法国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监狱里锻炼成了著名的演说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者张志新在监狱里却被割断了喉管,这就证明:20世纪中国的水平低于18世纪法国的水平。”这一篇迟到的辩护,使他被驱逐出北京。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中指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系列预先设计的所谓‘政治运动’,一个政权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人数——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他们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这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是毛泽东的‘革命’实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严厉残酷的行为也保证了无人能够反抗他的革命。这是文革提供的教训之一:一个政权,越是残忍,越是能所向无敌,能消灭一切反抗,平安无恙。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还指出:“司马迁记载了汉代的第二个皇帝孝文帝关于废除肉刑以及只惩治犯罪之人而不连坐家属的谈话。(《史记:孝文本纪》)。再看在文革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红卫兵的行动,如毒打刘澍华和剃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阴阳头’,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两千年。”
   “长期以来,由于强势的文革宣传,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很多文革的经历者,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1966年发生的红卫兵暴行,由年轻学生来侮辱、殴打和杀害老师、同学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这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另外,各地都会有一些想通过‘挖掘阶级敌人’来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这种‘恶攻’的话和证据,来把一些人圈进‘反革命’的范围。而被‘恶攻’绳子套上脖颈的人,如果他们神志还清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声明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或者想过这些话,却不能质疑这一定罪原则。直到1979年春天,在北京高层的‘务虚会’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终于质疑了文革时代的判罪标准。文革时代,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远远超过了希特勒。”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份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疑能说明一个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分’一类。这些‘社会成分’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分子,爱国民主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分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分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分”,而且,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分。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含有蔑视的成分在内。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象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文学传统和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关于这一点,在《顾文选》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按比例杀人的做法,显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变得相对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思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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