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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二)/中原评毛


   
   
   
   

   小时候听老师讲“指鹿为马”的故事,总觉得趙高此人以势欺人,愚弄朝臣,确实可笑、可恨、可气。马就是马,鹿就是鹿,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人受趙高戯弄,觉得稀奇古怪。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洗礼的我们,终于发现在政治生活中“指鹿为马”的邪恶事,实在是太平常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说原是个反左倾的会议,后来毛泽东决定反右倾,就变成了反右倾的会议了。说明政治上的“指鹿为马”,只要有权,不仅可以办到,甚至“指鹿为马”或“指马为鹿”,还可以朝令夕改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彭德怀、周小舟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子是个冤案。也就是说,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案子是个冤案,“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自然也是“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了。比起毛泽东和四人邦的“指鹿为马”案例来说,趙高的伎俩只能算是简单的、低级的、下等的和幼稚的。因为,无论从方法手段上、规模范围上、影响深度上、死亡人数上,都不能和毛同日而语。文革中,报章杂志对海瑞罢官的围剿足可以使吴唅家破人亡,加上机枪大炮还可以叫无辜人民死亡二千万。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血染全国山河一片红;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的大浩劫。文革中湖南道县借故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老小尽数惨杀在双牌水库内,弄得尸满水库,闸道堵塞,不能放水发电⑴。法西斯蒂如果泉下有知,也只能自叹不如。区区趙高,豈能企及。《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载一篇《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揭示1967年该县发生的群众性地、大规模地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并扩及其他10县,造成全区被杀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其中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杀人凶手事后还扬言:“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凶手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有持无恐,因为有毛泽东在支持他们,“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的“指鹿为马”绝非文革始。“指鹿为马”是毛泽东炫耀自己的权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贯手段。试看,建国初,从批判胡适、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到肃反及胡风一案。再到整风反右、拔白旗、三面红旗大跃进、反右傾、三年大饥荒,直至文革。是他一种屡用屡灵,屡建奇效的方法。不妨举几例来说明。
   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该案是毛泽东钦定的,平反之难是可以想像的,最终还是得以平反,实践证明这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又如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整风反右中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参加地下党出生入死赤胆忠心忠贞的共产党员葛偑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他要杀共产党人。储安平当年提出“党天下”,实在失之偏颇。反右至文革的历史证明了“党天下”并不是毛泽东的目标,“朕天下”、“家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写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尽人皆知的豪迈词句,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要当封建帝王的心声。全国刚解放,五零年就公然自称“万岁”,文革中更说自己就是“嘉靖皇帝”。整风反右期间,北大学生刘奇第就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在那个时候,除了给刘奇第扣上右派帽子外,又能有谁给刘奇第作出正确的回答呢?不去深刻检查党没有为整风作好体制上、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充分准备,而利用人民对党对毛泽东本人信任和爱戴的情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揪斗所谓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更省力吗!更何况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自党的七大以来就是既定的革命对象。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章乃器有个儿子叫章立凡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证毛泽东是某月某日决定反右的,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其实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比起毛泽东来,真是太天真、太学究气了。“万岁圣旨口”,他既有权指鹿为马,当然也有权把阴谋叫做“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已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做了引蛇出洞、后发制人的战略部署。毛在会议上的讲话时间是在57年1月18日,该文并未公开发表,后来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击右派的指示也没有公开发表,可是5月14日之后还在继续开座谈会,不仅开会,而且还要求某些人一定要发言,5月17日还发表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可见,对于民主党派与党外人士来说,那就是阴谋,而不是“阳谋”。“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是阳谋,是立牌坊;阴谋是“引蛇出洞”,是当婊子。
   7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得意之余,公开泄露了开展反右派运动乃蓄谋已久的天机:“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从而聚积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这就是公然对人民行骗术施阴谋的铁证,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白纸黑字无可抵赖。
   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五四”运动时说,学生运动总是天然地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至今老师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回响,因为这句话说的是真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五七年北大校园的学生运动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六四”天安门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受到国人强烈反感的残酷镇压呢?什么时候能把这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拭目以待。我常想,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他们要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共产党也要镇压学生运动,且其规模之宏大、手段之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是因为无论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严重的封建专制色彩,他们都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封建专制和军阀主义的理论,都还不是民主和法制的履行者。其实,枪杆子和军队是用来保护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或者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的。在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里,军队的指挥权应属于国家,而不应属于某个党派,更不应该成为镇压学生、镇压老百姓的工具。人民内部的矛盾应通过、也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本来这是整党、整风的最好时机。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又来个“指鹿为马” :把风调雨顺的三年硬说成是“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市场上常有人大声疾呼“打假”,又有谁认真地在政治上打过假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个叫袁木的人(他当然也是逢旨的)居然说“广场上没死一人”,公然欺骗中国人民,践踏世界舆论。掌权的人尚且弄虚作假,又怎能杜绝社会上一切“造假”行为呢?难怪中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熊鉴在农民诗人金定强《糊涂轩集》序言中指出:“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接连二十年左右的大灾难,哪一件不是人为的?但至今一说到‘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巨大灾难就诿过于‘自然’,人犯了罪赖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难怪林彪在总结了毛泽东的经验后,在文革中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 原来毛泽东与希特勒的手段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两样。诚如哈维尔所说:极权主义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
   诗人熊鉴还指出:“离‘左祸’还只二十多年,很多年轻人对二十多年前国家民族历史茫然无所知,偶尔听到也只当‘天方夜谭’。是哪一双罪恶的手捂住亿万人之眼,惟恐暴露历史真情,其用心何在?亲受左祸之累的人们,人民用血汗哺养的知识分子,对人民二十年的灾难,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装聋作哑;还有少数丧心病狂者,为了一已之利,随意窜改历史:将盗贼頌成圣人,将恶政頌为德政,跟着当权者‘指鹿为马’,千方百计蒙蔽当世,欺骗后人。”
   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解放战争消灭蒋介石军队号称八百万,我想应该包括起义人员和战俘,不会是死亡人数(经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亡171万,共产党军队死亡150万)。谁能想像就是这个“大救星”,功成之后就成了大灾星,会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呢!毛泽东的二十多年专制暴政,造成无辜人民死亡达七八千万之众(有资料披露中共上井冈山以来,死于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党员、中国人民估计达1亿之多)。就是这个自称“万岁”的人,生前死后,头上还戴上了许多光环:“万岁”,“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万岁最初是他自封的,后来就演变成“万岁,万万岁!”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岁的封建性质前面己说明,如指自然寿命那是不可能的。四个伟大是林彪、陈伯达封的,姑且不说。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呼“伟大的领袖”还是适当的。一个万岁爷,一个专制君王如何能担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呢?一个并不懂得资本主义、更不懂得现代资本主义的人,一个甚至并不懂得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怎么可以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呢?这也许可以叫做另一类“指鹿为马”吧。造成这一类“指鹿为马”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林彪、陈伯达是别有用心的,普通的老百姓则是受毛泽东的宣传蒙蔽的;有的政界人物也有可能与普通百姓一样,一时认识不清,有的政客则是完全出卖灵魂的,他们靠奉承拍马、阿谀造假往上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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