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二週年快到了。按照慣例，北京當局一定竭力打壓有關的紀念活動。尤其在茉莉花革命引起的杯弓蛇影中，只會變本加厲地防範，而絕不會有絲毫放鬆。
   
   然而，週日《蘋果日報•蘋果樹下》頭條文章末尾的一段話，卻一度誤導了筆者。其原文如下：
   
   “值此羅孚先生九十大壽之際，隨着《北京十年》的問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版《羅孚文集》出齊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示了羅先生在文學長途上努力精進，不斷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僅為研究香港文學史，也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陳子善：羅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對此，筆者第一反應認為不確，蓋《羅孚文集》書目所列為八種，即：該社此前已出版的《香港人和事》，《南斗文星高》，《香港，香港……》，《文苑繽紛》，《西窗小品》，《燕山詩話》，以及待出版的《北京十年》和《羅孚詩選》。陳文謂“出齊了，厚厚七大卷”，顯然有誤。
   
   其實，前面六種/卷，都是在本港早已出版過的。至於《北京十年》，亦於今年3月由天地圖書推出。而陳文所稱“隨着《北京十年》的問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版《羅孚文集》出齊了”，給人的印象是該書剛在大陸付梓。際此敏感時刻，實在非同小可---因為，其中有幾篇直接反映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事件”！
   
   誠然，正如陳文所言：
   “《北京十年》是一部回憶文集，雖然還未寫完，但已自成系統。羅先生以連載隨筆的形式記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同時不斷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經歷、交遊和他對中國現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當的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期，作為一位外來的、特殊的觀察者、體驗者，羅先生在《北京十年》中從獨特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間的複雜曲折，儘管只是局部，只是某個側面。現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和論述已出現不少，《北京十年》是當時情景的一份難得的實錄，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羅先生這部回憶錄是很值得一讀的。”
   這裡面沒有提到，羅孚羈留京華的十年期間（1982年5月至1993年1月，實為十年零九個月），恰好發生了“那場風波”。於是，其“見聞”就不免具有某種史料價值了。
   
   例如，《部長樓的一夜》寫道：
   
   “部長樓曾經有過一個不尋常的夜晚，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三之夜。戒嚴部隊扳動了槍機，開動了坦克，長安街和復興門大街上流了多少鮮血沒有人知道。人們說的多的是部長樓也挨了槍彈死了人，平日極‘左’的老作家姚雪垠，只有在這件事情上不‘左’，由於他親眼看到了真實的情況，子彈到了他家，他雖然僅以身免，保姆卻未能獲免，倒地不起。傳說戒嚴部隊殺得興起，看見樓上有人影晃動，就開槍射擊，大有格殺勿論的味道。
   
   非部長樓那邊比較幸運，沒有成為主要的射擊目標。不過，那不斷的槍聲也夠他們當作春節的爆竹而強作鎮定的了。
   
   從部長樓沿著復興門大街向東，是復興門橋，再沿著長安街向東，是有名的坦克逞威的所在。”（天地圖書，2011年第一版，149-150頁）
   
   緊接着的一篇《夏衍與貓》，首段是：
   
   “那就是西單以東，中南海新華門以西的六部口。六三的白天已經有過軍車和示威者的衝突，施放過催淚彈，晚上木樨地一帶首先響起了槍聲，‘六四’的黎明就有人看見坦克在六部口七八具屍體上碾過去。那是一場噩夢的真實鏡頭之一。它不是天安門廣場的本身，卻在天安門廣場的邊緣。你也可以說那連廣場的邊緣也不是，畢竟離廣場還有好幾個街口，一站多的汽車路呢。但無論如何，那是坦克下的血肉！”（同上，151頁）
   
   再有《部長樓前子彈飛》，內中整整兩頁半記述當年的血腥屠殺，摘錄如下：
   
   “（六月三日）八點鐘，天已經黑了，人聲鼎沸中開始聽到了槍聲。‘部長樓’也開始了不安。槍聲越來越密，子彈也射進‘部長樓’了。用擴音器播出的警告聲投向‘部長樓’，警告樓中人，不要憑窗下望。警告聲還未完，更密的槍聲一陣陣雨一般襲來。
   
   這時姚雪垠家中的保姆正走向窗前，向熱水瓶加進剛燒好的開水，忽然‘唉喲’一聲，有人倒地，叫聲和倒地聲驚動了老作家，他舉目一看，倒下去的正是他家的保姆。他連忙驚動家人，把保姆向相鄰的復興醫院送。戒嚴部隊為了驅散‘暴徒’---所謂‘反革命暴亂’之徒，舉槍時上時下，時東時西地掃射；又為了警告市民們不要伸頭張望，高樓上只要有身影在窗前出現，他們就向影子開槍。這一來，許多家的屋中人都成了他們的射擊目標---中彈的靶子。
   
   我記不清了，也許不是姚家的保姆中彈負傷，而是鄰家的保姆流血倒地，反正都一樣，都驚動了姚雪垠，使他又氣又恨，連聲大罵‘法西斯’！一邊罵，一邊被家人拉出大門，走進電梯，躲避子彈，因為屋子裡不時有子彈飛進來，而電梯卻沒有成為靶子，門也較窗玻璃厚些，可以抵擋一下飛來的子彈。
   
   姚雪垠口中的‘法西斯’當然不可能是復興門大街上的學生和市民，只能是當權派。如在平時，他是絕對不會這樣罵的，這時因為實在氣憤已極，再難忍耐，罵了又罵。
   
   這一晚以後，他還是時有罵聲：‘法西斯！法西斯！’同時還要說：‘太不像話了！連段祺瑞都沒有這個樣子向學生們大舉開槍呢！’這和他平時往往是偏‘左’的傾向不同。他的罵聲被列進‘右’傾之列。
   
   在這一點上，姚雪垠不但和自己平時的議論有異，也和臧克家平時的議論不同，兩人的意見相左了。臧克家是眼不見為淨，姚雪垠卻是目擊證人，他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實事求是地下了斷語：‘法西斯！這個樣子就是法西斯！是這個樣子的法西斯！’這個樣子就是窮凶極惡，殺人如草。……
   
   北京城裡，不少人就是在‘六四’的槍聲和流血以後，‘右傾’了的，彷彿血洗亮了自己的眼睛，對眼前的統治集團另眼相看。姚雪垠卻依然極‘左’，除‘六四’外，仍舊‘歌德’。……”（同上，251-253頁）
   
   毫無疑問，上述文字從未出現於任何大陸官方出版物。若果如陳文末段所言，以往只出馬恩列斯著作的中央編譯出版社不加刪節，將《北京十年》白紙黑字原文付梓上架，豈非天大喜訊？
   
   但細想之下，總覺此事不可思議。再致電羅孚先生求證，得知京版《北京十年》迄今尚無確訊。故筆者先前之解讀純屬“美麗的誤會”而已！
   
   不過，歸根結底，“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載《魯迅全集卷3》，263頁）“六四”一案又豈會例外？
   
   （5-3）22：37
（2011/05/03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