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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紛紜話“改正”(之一)

   引言
   
   “改正”者,特指中共為1957-58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右派者“予以改正”之舉措。
   
   據官方資料,依照1978年中發55號文件精神獲得“改正”的人數為552781人,佔全部右派的99.9826%,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共96名,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以及林希翎。也就是說,當局坦承沒有錯劃的僅佔0.0001736%,即萬分之1.736。

   
   不過,維持上述九十餘人“不予改正”,純屬為給鄧小平所稱“反右沒有錯,錯在擴大化”的說法提供佐證。其“擴大”云云,程度幾何?5760倍!
   
   因此,一般公認,由毛親自策劃和指揮、鄧具體操作的這場運動,“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也是一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另有論者指“要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反右運動是關鍵”。(《五十年後重評“反右”》,田園書屋,2007年,封底)
   
   但由於毛登基至今六十餘年一直封鎖資訊,大陸民眾知情權被剝奪,反右史實一直謎團重重。且不說毛為何發動反右人言人殊,即以有關“改正”的內情、來龍去脈等主要資料而言,許多學者也若明若暗。
   
   筆者一位同屬“賤民”的友人、畢業於北大歷史系的暨南大學退休教授陳君,最近撰寫其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三次偷渡失敗的經歷,三、四十年前的場景繪聲繪影。不料憶述“改正”的文字卻完全失實,其中稱:
   
   “一九七九年秋,有傳聞說,中共中央擬對右派份子作甄別平反,對此類消息,我一向不敢相信。但正在此時接同班學友李培浩來信,說他正奉命為我作右派問題甄別,並透露胡耀邦總書記決定為右派平反之事。”
   
   “一九七九年年底中共中央作了‘石破天驚’的決定,右派的確是‘改正’了。”
   
   
   正如上述,“改正”依據的是1978年中發55號文件,所署日期乃當年9月17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為華國鋒,無總書記。胡耀邦任中組部長。
   
   陳君是1980年春節前夕接獲北大的改正通知的,其時仍在廣州市內街道工廠工作,未獲暨大接納恢復教職,故“1979年秋”才聽到“對右派分子作甑別平反”的“傳聞”。
   
   實際上“改正”迥異於“甑別平反”,茲不議。
   
   由此可見,直到今天,連當事人兼學者對於“改正”種種也“蒙查查”,遑論局外的研究者?更不要說普通讀者了。
   
   有鑑於此,筆者不厭其煩,將其中幾個容易混淆的問題加以臚列,逐一澄清。儘管此前已經多次撰文指出,但既然以訛傳訛非止一日,未免積重難返。重複真話雖然可能像祥林嫂回憶阿毛的故事一樣遭人厭倦,但到底可以遏止“謊言重複一千次變成真理”的結果,將不失為一件具某種學術意義的事。
   
   
   胡耀邦主持“改正”
   
   人所共知,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期間主持了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右派”問題屬於錯案,卻不叫“平反”,其中說來話長。先看胡耀邦是怎麼做的。據網上資料:
   
   “1978年4月5日,根據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願望,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6月,胡耀邦對代表中央組織部去煙台參加五部委關於妥善處理右派遺留問題會議的副部長楊士傑說:右派問題不只是一個摘帽問題,而是成千上萬個被錯劃的人的複查平反問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不過反右派鬥爭是毛主席發動的,如今到處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要堅決維護’,會上可能會有不同意見,你們要有思想准備啊!
   
   9月17日,中共中央批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並指出,對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對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結束,改正的佔原劃“右派分子總數的97%以上(應為99.99%以上---張註)”。對於平反冤假錯案問題,曾有人問胡耀邦,為什麼右派平反要搞‘一風吹’?胡耀邦回答說:‘這個問題必須這麼做。右派五十多萬,再加上被株連的人,二百多萬,其中大多數都是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如果要一個一個地甄別,得有一批人去幹。幹部思想水平參差不齊,如果不一風吹地平反,估計十年都平反不完。權衡利弊,只好一風吹了。’”
   
   “在這一過程中,胡耀邦抓住典型,解剖‘麻雀’,以點帶面,推動全局。
   
   胡耀邦親自指示辦理了為原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的‘右派’平反問題。……
   
   溫濟澤(1914-2007)早年參加革命,1932年被捕入獄,抗日戰爭爆發後於1938年出獄,到延安從事黨的新聞宣傳工作,1958年在中央廣播事業局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197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溫濟澤是中央機關、單位‘右派分子’中第一個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要求平反的人。這一年的4月,溫濟澤詢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我的黨籍怎樣才能解決呢?’胡喬木十分理解溫濟澤的迫切心情,說:‘你寫個報告吧!我再寫一封信,一起交給院政治部轉給中央組織部。’於是,溫濟澤寫了一份要求為自己右派問題平反的報告,交給了胡喬木。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一位處長找溫濟澤談話:‘喬木已經把你的報告交給我們了,他自己也寫了一封信,要我們一起送到中央組織部;據我們所知,你是中央機關第一個要求甄別平反的幹部。你能再找幾個人證明把你劃成右派是冤假錯案嗎?我們想,多幾個人證明也許更容易解決。’溫濟澤說了廖承志、熊復、吳冷西三位知情人的名字,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很快請他們寫了信。然後將溫濟澤的報告和胡喬木、廖承志、熊復、吳冷西寫的四封信送到中共中央組織部。
   
   1978年5月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收到溫濟澤的報告和所附的四封信後,立即找到中央組織部的一位局級調研員唐佩榮,要他查一查過去毛主席批示過的黨的文件中,有沒有關於搞錯了的右派分子甄別平反的批件,唐佩榮查到有一件中央文件中提到,個別確實搞錯了的右派分子可以‘糾正’。胡耀邦說:‘'糾正'就糾正。’並且要唐佩榮打電話告訴中央廣播局黨組,溫濟澤寫的報告和胡喬木等四位同志的信,中央組織部正准備批准,征求一下中央廣播局的意見,要求中央廣播局當天就答覆。中央廣播局黨組答覆同意。1978年5月7日,即胡耀邦收到關於溫濟澤有關材料的第三天,就在中共中央組織部請示上作了以下批示:‘請審幹局(指中央組織部幹部審查局--筆者注)辦理。我意不用‘平反’兩字,但應予以糾正,恢復組織生活。請考慮用中組部名義予以答覆。”中央組織部很快就批覆了下來。
   
   5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召集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部一位同志傳達《中共中央組織部(78)幹審字63號文件》。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組織部辦理溫濟澤這個案子,從受理到結案,不到一個月時間。其辦事效率之高,為人們稱贊不已。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的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
   
   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確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全國幾十萬右派的覆查、平反、改正工作,是一件任務很重的工作。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精神,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主持下,這項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楊士傑、幹部審查局局長何載主辦。”
   
   此處要補充說明一下溫濟澤的特殊情況。作為全國第一個獲得改正的“右派”,他在55號文件下發將近四個月前沉冤得雪,離不開胡喬木對他的知遇之恩。1978年1月,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格外青睞,讓才華出眾的溫擔任該院新成立的科研組織局副局長,隨後又讓他出任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為此溫迫切要求恢復黨籍。正是在胡喬木及廖承志等資深高幹關照下,溫的右派問題迅速迎刃而解,實際上得到徹底平反。
   
   但其他右派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上面提到的煙台會議的爭論,可見光是提出“為‘所有被劃錯了的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當時就尚未有共識。後來基本上“一風吹”,如果不是胡耀邦主持也不可能辦到。
   
   至於平反與“改正”之間的區別,一言難盡,且待另文再述。
   
   (未完待續)
   
   (5-24)17:44
(2011/05/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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