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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龍的自畫像---評點蕭默《一葉一菩提》(之一)

   引言
   
   中國人十分重視自己的“名”,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新近在港推出《一葉一菩提》(天地圖書,以下簡作《菩提》)的蕭默,原名蕭功漢。1961年分到新疆,因原名“有大漢族主義色彩”而更改,並藉此“提醒自己以後少說話,多做事,兼防禍從口出”云(《一葉一菩提》,新星出版社,2010年,007頁)
   
   不過,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自承“改名其實沒一點兒效果,自從一開始工作直到現在,只要可能,我就從沒少說少寫過。”(同上)

   
   人所共知,蕭默“開始工作”之際的大陸,知識分子早就噤若寒蟬。可是自1961至2011,半世紀風雲變幻中他非但毫髮無傷,還能做到“從沒少說少寫過”。可見其話語始終跟當局“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自然內中假話大話比比皆是。《菩提》乃何種貨色不難判定。
   由此想起魯迅嘗引聖‧蒲孚的《我的毒》稱:「明言着輕蔑甚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他還補充道:「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
   準此,對蕭默精心炮製的《菩提》以不理睬為最合適之反應,或者套用書中使用的蘭州土話,給它“來一個‘脖子不給’。”(214頁)
   
   然而,漢語還有“死纏爛打”一詞。蕭某早在此書上市前一年半,即隔洋喊話,向昔日敦煌同事高爾泰先生尋釁。而極力詆毀抹黑遠在西半球的高先生,正是該書出籠的主要目的之一。高身為“六四”流亡者既不得不為稻粱謀,又需澄清真相剝其畫皮,一場筆墨官司由此而起。
   鑑於蕭某年來以黨內民主派面目招搖過市,《菩提》又是真真假假,以假亂真,頗有文化人受其迷惑。值此港版面世,特撰文加以點評,以正視聽。
   
   效法李敖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蕭默《菩提》的《自序》,開宗明義寫道:
   “看鳳凰台的‘李敖有話說’,覺得此公有些可愛,什麼都說,卻也自有底線,可貴的是以求真為要。”(001頁)
   次段則稱:
   “我也有話說,……以自己的經歷為線,實話實說,樸素道來,……”(同上)
   可見,他這本書的出籠,頗受李敖影響。二人不乏同聲同氣之處。
   然而,李敖說的話“是以求真為要”嗎?否!他“自有底線”不假,此底線即絕不開罪現時的北京當局!反之,對台灣政府卻肆無忌憚,無論藍、綠均遭其詬病攻訐。蓋海峽彼岸言論自由,故有恃無恐也。
   蕭某以彼為師,在《菩提》中也絕不開罪現時的北京當局,尤其著力給“偉、光、正”唱讚歌。儘管該書“主要記述了他十五年的人生經歷,包含了‘史無前例’的那十年”(辛子陵《序》),但用筆非常謹慎,唯恐給“新中國”的形象抹黑。其“愛黨愛國”之忱躍然紙上。
   在《自序》中,作者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文革”一詞,體現出與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之堅強黨性。顯然,他深知“文化大革命”雖已早就被當局宣稱“徹底否定”,但畢竟那是極不光彩的一段史實,所以1989年“那場風波”之後,尤其新世紀以來,有關領域連同反右和“六四”一起,已成禁區。對此心領神會的作者聲稱:
   “(本書)不是‘傷痕文學’,因為並不重在揭示傷害,而更重於坦現複雜的人性和展現廣闊的社會。人與社會,都有多面性,這本小書更著重的還是頌揚在那個被扭曲了的社會中人性的正面。”(002頁)
   所謂“那個被扭曲了的社會中人性的正面”也者,主要是文革時期作者的頂頭上司---一批當權人物。他們之中包括軍宣隊長、工宣隊長、工作組長等等,身份資歷不同,文化背景各異,派別傾向不一,但奇怪的是,幾乎全都對並非“紅五類”出身、份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蕭某愛護有加。
   非但如此。作者還受到這些當權者手下爪牙幾無二致的善待,因而毫髮無損地在“十年浩劫”中全身而退。為此,作者得意洋洋地寫道:
   “相對而言,可能由於西北人的質樸,敦煌算不得重災區,我個人在整個過程中並沒有受到過太多實際的傷害,不過有驚無險而已,且相當豐富有趣,充滿喜劇色彩。”(002頁)
   敦煌是否算“重災區”,外人難以置喙。但僅就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先生的遭遇來說,其災難不可謂不重。這位蜚聲國際的大畫家,又是該所創辦人,自抗戰時期的1943年起篳路藍縷胼手胝足,傾注了全部心血,犧牲了青春、愛情,至文革前的23年間,好不容易為敦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成績與貢獻可謂有口皆碑。
   然而“史無前例”的狂飆一到,常書鴻首當其衝,被列為“黑幫頭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緊跟毛“造反”的紅衛兵以及“革命群眾”並非空喊這句口號,而是文武兼施,常氏夫婦靈魂與皮肉一起被觸及。其慘遭毒打的景象,在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中有如下描述:
   
   “打他們打得最兇的,不是那些捱過整的人,而是那些他們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人。以往出國辦展覽,先生都要把一個姓孫的帶在身邊,後來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鬥爭會,此人都要哭著問他,用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攏腐蝕青年是什麼目的。答不上來就打。個兒高大,出手無情,有次一揮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揮手,先生的一隻眼睛當場就腫了起來。腫包冉冉長大,直至像一個紫黑色的小圓茄子。革命群眾驚呆了,一時間鴉雀無聲。
   
   同在全國各地一樣,所裡的革命群眾,也分成了互相對立的兩派。兩派都忠於毛主席,指責對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對先生爭相批鬥,輪流抄家。他倆被趕到一間狹小的廢棄庫房食宿。為尋找罪證,他家裡的地面被挖得孔連孔,頂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說要打,說了對方要打。身上舊傷沒好,又加上許多新傷。先生滿口的牙,被打得一個不剩。......”(花城出版社,2004年,263頁)
   
   “先生脊椎受傷﹐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給他的任務﹐是餵豬。......先生每天爬去,跪著把豬食切碎拌勻煮熟,打倒面盆裡,端下鍋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這樣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豬跟前,倒給豬,再往回爬,端第二盆。豬一餓,就要吼叫,聽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為了滿足豬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來回爬。院裡堆着煤,以致身上烏黑,日久他烏黑的形象,成了伙房後院景觀的一部分。”((同上,267頁)
   
   請問,這裡面有一星半點“西北人的質樸”嗎?即使姓孫的那傢伙不是西北人,其他“革命群眾”裡西北人總不少吧,他們制止過此類暴行嗎?
   
   至於作者自稱“在整個過程中並沒有受到過太多實際的傷害,不過有驚無險而已”,也顯然和“西北人的質樸”無關。而其“相當豐富有趣,充滿喜劇色彩”的文革經歷,只能以他善於見風使舵、左右逢源做解釋。這種人被稱為“變色龍”。尤其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那段日子,作者倘非使盡渾身解數,窺測方向渾水摸魚,是不可能擺脫個人的悲劇命運的。
   
   由此可知,作者一再標榜該書“只是把歷史的真相攤開來給大家看,若有所悟,也只點到為止”,乃徹頭徹尾之謊言。神州大地幾億蒼生,包括上自國家主席下至黑幫賤民,無不受盡煎熬的十年文革,在其筆下竟然“相當豐富有趣,充滿喜劇色彩”,這能叫人信服嗎?
   
   (未完待續)
   
   (5-19)15:56
(2011/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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