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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反对派人士应该理直气壮地加入外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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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的人(一)

    我感谢的人(一)
    陈泱潮老先生
   
    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我一家人能够从濒临流落曼谷街头的惨境中被救到美国,并且喜得贵子,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一个我做梦都未曾奢望的奇迹;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转折,没有冥冥之中的大力量施加作用,是不可能发生的。原来我对宗教信仰没有太深的感受,但现在我深信:我一家人奇迹般获救的事实,是上帝存在的强有力的见证;上帝通过对我一家人的伸手救护,再次向世人彰显他的大能与慈悲。
    一般情况下,上帝的救恩要通过人的手来施予。在上帝的安排下,这些人于我流亡中给了我珍贵的帮助,我终身感谢他们。

    首先感谢陈泱潮老先生。陈老先生向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帮助我:2008年秋,在我濒临再次被捕的情况下,他为我审时度势,果断地建议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向我提供了泰国庇护通道,并且以他自己在泰国申庇的亲身经历,分几次将泰国申庇的经验和常识发给我,还通过SKYPE与我交流,敦促我尽快行动。我一直犹豫不决,陈老先生的帮助,令我坚定了逃离中共国魔窟的决心。
    于是,我乘当局还未收缴我的护照之际,赶在国庆节期间全家经云南出走,十月三日凌晨抵达曼谷。岂料,刚逃离魔窟,又踏入兽域,刚入曼谷,我们就误上了黑的士,被那黑车拉到一个叫“Washington Hotel”的黑店,连车费带住宿加电话费,一个晚上被宰掉两千五百泰铢。打原定联系人的电话数次不通,站在黑店门口,望着十月曼谷亮闪闪的烈日蒸热天,我茫然无措、焦虑已极,唯有向陈老先生电话求救,也顾不得丹麦正值晚上了。
    拨电话之际,我的心悬到了烈日蒸腾的湄南河上空,要是恰逢陈老不在家,我走投无路,全家处境危矣!万幸的是,电话那头传来了那熟悉的、厚亮的声音!时值丹麦时间凌晨四点多钟,我把陈老吵醒了;但陈老先生不仅没有一丝责怪我的意思,还欣喜于我成功逃离中共虎口;从丹麦四点多钟开始直到丹麦天亮,陈老围着电话筒,一直在为我张罗接应和入住事宜。找人颇为不顺,先找了某女士,但某女士显然因顾虑个人风险得失,拖延再三,最终电话不通。
    等到曼谷时间上午十点多钟,我一家人饥肠辘辘,不得不冒着如火的骄阳,到就近的小街上寻地方吃早点。妻子愁极欲泪、七岁的儿子困倦不堪,他们面对贵得可以、分量却少得可怜的泰国酸甜米粉,难以下咽。
    穿过蒸热灼人的空气走回“华盛顿”黑店,那个印度人前台主管用乌尔都英语告诉我:有两个电话找我。是陈老先生打来的;见我在黑店打电话贵,陈老不久又主动打来电话,无奈地告诉我:他正在找一个能量很大的人来帮我,如果这个人再帮不了我,他就没有办法了。
    无边的焦虑中,天下大雨,我的心,悬在了大雨滂沱的湄南河上空。好,在那人终于来电话了!半小时后,一辆的士于大雨当中,穿过内涝的曼谷大小街巷,把我们全家接到他的公司,在安排我们吃了一顿午餐后,他嘱咐他的女儿帮助我们。接下来两天,他的女儿亲自开车,带着我们找房、购物,象观音菩萨一样热心肠。我们终于安顿下来。
   
    接下来,陈泱潮老先生通过互联网,授予我完全版的他当年申庇经验:如,第一时间去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申庇申请书要点、在等待面谈期间,全力争取媒体、组织和知名人士的证明、如何整理证明材料、如何准备面谈等等,在我妻子的敦促,陈老的指导,我基本上都虚心接受;事后证明,陈老先生的指导,对我顺利获批难民资格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其中特别关键的是:陈老先生让他的好朋友郭国汀律师来帮助我,郭国汀先生的帮助,为处于悬崖边上的我,架起了一座通往彼山的桥梁,令我全家绝处逢生。
    为了我的安全计,陈老先生把曼谷民运圈的状况、以及他对与之相关的曼谷民运界的各色人物的观察和判断向我全盘托出。事后证明,陈老的观察和判断相当准确,他的提醒让我避开了诸多麻烦和某些危险人物。
    陈泱潮老先生如照妖镜一般的如炬眼光,在关键时刻帮助我避开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2009年十一月,陈泱潮老先生赴新西兰,途径曼谷转机,欲利用转机时间看我,但不巧打不通手机,又不知我的详细地址,就打的摸索,结果被贪鄙的泰国司机拉着故意乱走,狠狠宰掉了一千泰铢还没找到我。
    2010年九月,陈老先生在新西兰处理完业务,专程到曼谷来探望我一家人。久闻其声,不见其人,在某先生的公司办公室,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陈老先生:陈老生得天庭饱满、地廓方圆、银发闪烁、大头垂耳,犹如弥勒再世、目光慈祥,但于慈悲当中,又现出炯炯威严;陈老身高不到一米七,但身材敦厚结实、嗓门洪亮、不怒自威、气质非凡、一如矮个子版的叶利钦,余当时不禁暗叹:“此诚乃总统相也!”
    闻知我妻子新产,陈老执意从拉查丹家乐福采购了数大包补品、食品和水果,长途驱车来到我那位于曼谷市郊彭信区的家中,看望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他向我一家奉上于新西兰专门为我们购买的礼品。
    最难忘怀的是,他赠予我一万泰铢作为我一家的生活援助。我知道自金融危机后,丹麦难民福利待遇大减,陈老扣除房租费用后,每个月所剩无多,这些钱都是他省吃俭用从牙缝中节省出来的!
    2011年三月,陈老先生感觉我行将赴美,赶到曼谷来再次探望我,因为今后要见我得去美国,去美国不便且昂贵。陈老先生还要去印度办事,此行开销很大,但还是执意送给我两千泰铢作为赴美旅费。
    实事求是地说,陈老先生对我之恩,比起我已故的亲生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节明 于辛亥革命百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稿于美国纽约家中
   
   
   
   
(2011/05/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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