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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开遗书-卢勇祥(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6
   
   4月14日晚上9点左右,我回到住处,邻居神色惊恐地告诉我,有两个年轻人来找过我。我没有在意,继续干自己的事情。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两个社会上的小青年站在我门前。他俩虽然个头儿不高,身体也不怎样健壮,但是,他们眼露凶光,杀气逼人,一看就知道是社会上的职业杀手。
   为首的年轻人问我:“你就叫卢勇祥吗?”
   我说:“是。找我有什么事?”

   来人回答:“没事,随便问问。”
   我问:“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又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
   来人冷笑着说:“别问这么多!”口气之中暗藏的杀机让人不寒而栗。
   另一个人却从嘴缝里挤出一句话:“我看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说完话两个人转身走掉了。很明显,这是杀手特地前来认人。我的住址和姓名幕后操纵者已经明确无误地提供给他们,他们亲自上门的目的不外乎把目标认清楚,以免杀错人。
   当局要杀人灭口早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既要让我活着又要让我闭上嘴巴万难办到。让我永远无法张口说话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我卢勇祥的生命连同形体从现实社会中彻底抹掉。我知道,要谋杀一两个民运人士对于当局来说易如反掌,他们要弄死一个人比弄死一只蚂蚁更容易些。他们的特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特务机构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设备,以及世界上最精巧最有效的杀人武器。他们掌握着999种不留任何痕迹的杀人方法;同时,他们还是伪造现场、转移视听、嫁祸于人的高手。我深信,他们会把杀人的活干得非常干净,甚至连尸体都会消失得无踪无影,让被杀者像水气一样不知不觉中就蒸发了。
   这就是我要留下一份公开遗书的原因。我想提前告知国内外的朋友和媒体,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亡,或者莫名其妙地失踪,无论我是怎样死的,不管我死在什么地方,请大家一定要坚信我是被谋杀的,而凶手就是当局。如果当时无法弄清真相,也不可轻易相信谎言和假象。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一定要追查元凶和幕后指使者,直到真相大白,并将凶手送上被告席,以谋杀罪、反人类罪和阻挡历史潮流罪审判他们。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杯弓蛇影,危言耸听,当局就是要铲除异己,也不会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下此毒手。
   说这话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局的警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维护稳定,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事实上,世界上最残忍、最丧尽天良的事情他们已经做过了,而且做得太多太多。“不择手段”的事例也已经数不胜数,司空见惯。因为他们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人民为敌,必须用谎言和暴力维护他们的专制制度。事实也证明,他们如果放弃欺骗和暴力就等于放弃专制政权,就等于自己将自己送上审判台。中国人民早已经厌恶这个专制政府,倘若不是当局的严密监控和军队的血腥镇压,这个专制政权早已经被民主制度取而代之。
   回顾历史,当局的滔天罪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罄竹难书。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八三年的“严打”,以及“六四”,残害百姓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祸国殃民的浩劫一场接着一场。残酷迫害、严厉打击、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焚书坑儒、泯灭人性,可以说无恶不作,劣迹累累。
   再看看现实,大规模地长时期地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变相抄家、破坏公民的通讯器材及电脑、窃听公民电话、侵犯公民的隐私、强行控制守法公民日常行动、对普通百姓长期实行严密监控、24小时人跟人地紧逼跟踪、秘密绑架、威逼房东、恐吓妇女、摧残高龄老人、挑拨离间、编造谎言、阻断他人生计、拆散别人的家庭,甚至株连九族、殃及亲友……一句话,比较黑社会所使用的流氓手段,其卑鄙和恶毒程度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敢于倡导民主、反对专制的人往死里整;把敢于说真话的人往死里整。
   历史见证,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善良百姓屈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不知道有多少冤魂至今仍然飘游在地狱与人间的交界处。数以千万计的家庭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痛欲绝。数以亿计的人遭受过政治迫害和灾难性摧残。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在他们的威逼和愚弄下,天下有多少父子反目、兄弟仇杀、夫妻相残的悲剧在反复上演。很多人被逼得神经失常、上吊投河,更多的人至今仍然生活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绝境中……
   够了!这些已经嵌刻在历史石碑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当局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吗?这些中国人今天依然记忆犹新的事实是杯弓蛇影吗?是危言耸听吗?
   关于死亡,一般人都怀有一种恐惧心理。其实,人只要对死亡有深刻的理解,死亡的恐惧就会荡然无存。古人说:人死如灯灭。也有人说:死亡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即视死如归。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死得其所,生命的价值能够凸现出来,死又何妨。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只要把生死置之度外,生与死就同时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并不畏惧死亡。我已经死过多次,所以,死亡对于我来说多一次少一次已经无关紧要了。再说,我现在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甚至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女朋友在派出所的威逼下不得不宣布同我断绝关系,89岁的老母亲也在警察的威逼下被送到条件极为简陋的养老院。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更凄惨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全力同病魔和死神过招。
   不过,恶劣处境对于我来说反倒是件好事,无牵无挂,无所畏惧。不怕失去什么,世上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想做什么事情可以义无反顾,无所顾忌。我今年已经65岁了,活也活够了。倘若我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死在当局的屠刀下,或者死在当局的监狱中,我都认为死得值。倘若因为我的死激发更多的中国人参加到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中来,那么我的死就更有意义了。北非专制国家就是因为有人死在当局的暴力下而引发茉莉花革命的。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得死几个人才行。我就甘愿充当先行者中的一个,如果我的死能同中国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那我就更感到自豪和荣幸了。
   我是个头脑愚笨、才疏学浅的人,我的性格同当今社会的龌龊风气格格不入,所以我到今天仍然一事无成,毫无建树。但是,我有一副铮铮傲骨,还有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赤子之心。如果我现在死亡,没有任何遗产可托付,也没有任何遗憾留在灵魂中。我以前曾打算死后把我所有的器官捐献给他人,可惜我的器官已经老朽,而且沾染了致命的病毒,捐献出来也没人要。但是,我的理念也许有点价值,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民主必将取代专制的理念无偿捐献给中华民族。
   此外,我有一个小小心愿:我希望我死后中国民主党能够追认我为中国民主党的正式党员。这样,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和甚感欣慰了。
   2011年4月24日于贵阳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6
(2011/05/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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