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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玄机

   ——重判刘贤斌发出的政治信号
   石评
   2010年6月,四川异议人士刘贤斌因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期间在海外网站发表异见文章,再次被遂宁地方公安当局逮捕。今年3月25日,刘贤斌又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零4个月。刘贤斌在被监禁长达9个月后,突然被重判,折射出北京当局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危机心理和坚持把“维稳”置于首位的高压政策。
   
   重判刘贤斌引抗议

   这一典型的以言治罪、违宪滥权判决,令海内外各界人士感到震惊,并引发国际文明社会的一致谴责。美国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西在众议院表示,刘贤斌案说明“中国根本就无视法律和人权”。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亚太地区负责人巴伯尔说,“只因写文章就被判处10年监禁,这是一个可怕的惩罚,是对正义的嘲弄。刘贤斌没有犯任何罪。”“人权观察”中国分部的霍姆表示,对刘贤斌的严厉处罚清楚地表明,针对举行“茉莉花抗议”活动,中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封住独立组织和人士的声音。“记者无疆界”组织对中国当局重判刘贤斌感到“震惊”。此外,还有多个流亡海外的华人组织,也发出了各自的声音;在纽约、香港等地,一些人权团体进行了街头抗议。
   
   作为“八九”学运中的一员,刘贤斌先后四次入狱,总计被判刑期长达25年,他和他的家庭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代价。针对四川地方当局对刘贤斌先生的迫害,大陆多个省市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香港和美国等地华人也组建了相应的关注团体。不仅如此,海内外异见人士还开展起接力绝食活动,以表达对迫害刘贤斌先生的抗议!
   
   新一轮“严打”的政治背景
   重判刘贤斌,是国内新一轮“严打”异见人士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的发生,是由当前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决定的。
   
   2010年12月17日, 由突尼斯街头小贩遭到执法人员粗暴对待,激起公民非暴力抗争,并由此演化成一场“茉莉花革命”。这场“茉莉花革命”,不仅在突尼斯、埃及和平改变了政权,而且也在拥有王室的约旦、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也门、突尼西亚的近邻阿尔及利亚、一党独大的叙利亚、海湾的阿曼及远在西北非的毛里塔尼亚蔓延。
   
   2011年的春天,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茉莉花微笑”散步的呼吁,北京、上海等地的“茉莉花微笑”活动已延续多个星期,以散步的形式零星进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组织者。当局担心维稳形势失控,视“茉莉花微笑”散步为洪水猛兽,特别是“两会”期间,可谓谈“花”色变。官方每逢周末,不仅调动大批警察加强保安,还调动大批市民上街“维稳”。
   
   当此之时,当局对异见、维权人士开始了新一轮“严打”,这符合吴邦国最新发出的“五个不搞”的政治逻辑。早前,公安部《关于“六种人”监控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曾在网上曝光,各地公安部门下达指令,要加强对重点人的控制工作,严格落实分级管理责任制,明确具体工作措施和责任。他们要求充分发挥内线侦察等秘密手段,同时运用公开管理方式,公秘结合,适时掌控其活动情况,及时制止所谓非法串联、煽动、聚会活动。
   
   由此可见,当局用于控制所谓“不安定分子”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时强化。特别是对一些活跃的“敏感分子”,当局先把他们定罪、关起来,出狱以后,怕他们继续产生影响,再非法对他们监控、软禁,隔绝其与外界联系,甚至重复判刑。刘贤斌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社会管理的“危机意识”警报
   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交接班引发的权力之争暗潮汹涌,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陷入内部权力分配困局而无心改革。当此之际,2011年2月19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场,胡锦涛到会,面对中东“茉莉花香”,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舆论控制。
   
   2011年2月20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使社会冲突与纠纷消失在萌芽状态”。接着,《瞭望》杂志就刊发了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的专访。这位维稳要员,一语道破了当政者所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玄机,他说:“从国际形势来看,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由此可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幕后推手,应该就是中南海的“危机意识”。而当局重判刘贤斌,绽露的正是掩藏在“和谐社会”口号下的执政危机。
   
   “中国特色”政治稳定的牺牲品
   继2月19日网传的茉莉花集会呼吁至今,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打压异见、维权人士,软禁、传唤、失踪、拘留、逮捕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地警方纷纷传唤、软禁、绑架、“旅游”异见、维权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各地人士有上百人,其中,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茅、冉云飞、郑创添、魏强、全连昭、朱虞夫、魏水山、莫建刚、兰靖远(无法与亲属联系核实)、谈兰英、张建男、孙德胜、杨秋雨、李海等近20人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刑事拘留。
   
   在如此短时间里,官方大规模地对异见、维权人士进行严厉打压,这充分证明中国人权正在大步倒退。刘贤斌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0年,再次验证了这个国家极不正常,异见、维权人士被定罪成政治敌人,成为执政者维系“中国特色”政治稳定的牺牲品。
   
   “和谐社会”要容纳“异议人士”
   近些年来,中国的异议、维权人士,仅是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最多也不过是诉诸舆论或法律推动维权。然而,执政当局始终不肯放弃敌对思维,制造“政治敌人”。其实,在普世价值观看来,现代社会容许政治异见和异见团体的存在,应是一种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表达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
   
   现代政治伦理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前提的;政府的决策,一定要经得起不断地被反对声音异议。社会始终有对立、有制衡力量的存在,才能保持平衡,才能有公平与正义。在“公民同意”诞生权力合法性的新文明时代,异议人士已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让人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才能真正和谐,执政危机才能从根源上化解。任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异议人士的参与。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社会。一种和谐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
   
   其实,当今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党派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表达“不同政见”,以承担“永不鼓掌”的角色。只要中国政府的监狱里还关押异议人士,中国就根本没有“和谐社会”可言。中国执政当局如何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其实就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和谐的试金石。
   
   当下,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严重不公,腐败加剧,官民对立,贫富悬殊,执政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流失,社会群体维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今又有中东革命效应的外部冲击。然而,中国的当政者们不是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合法性来源与执政方式,而是期望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借重判刘贤斌案,向社会发出绝不允许异议力量存在的反向信号。如此一来,背离社会生长机理的“和谐社会”,注定会走向官方期待的反面。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953
(2011/04/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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