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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人士政治改革谈/王占阳等


      
   共识网按:2010年已近年底,共识网推出学者在线栏目,并特别策划“年度关键词”在线交流活动。我们对2010年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政体改革”、“选举法修订”、“房地产调控”、“维稳”、“社会极端暴力”等,分别请关注这些领域的学者就其中的某一话题跟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11月10日共识网“学者在线”第一期如期推出。本期主题为“中国政改前沿问题”,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王老师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普遍幸福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第1版,2006年9月修订版)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50余篇学术论文。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文字整理,经王占阳教授审校改定,在此向王老师致谢!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时间:2010年11月10日下午15:00-18:00
     王占阳教授在共识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
     王占阳:各位网友,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可能期待已久了。共识网策划了年度关键词学者在线交流,对于2010年共同关注的问题跟网友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了王占阳教授,来跟大家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王老师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我们有请王老师,跟网友交谈问题,给网友在线解答。
   
     第一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那一天:皇埔平先生提出改革三步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认为,这三种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想请教王老师的是,社会改革谁来主导?民间的各种创造力,其实最终都会遇到政治瓶颈,民间活力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张力要怎么认识呢?
     ▲王占阳: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凡是经济发展到我国目前这种程度的国家,如果能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基础,即能获得较为顺利的发展。民主实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所以也是民生的基础。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在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相应的社会改革的,这种经验后来又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复制,说明它是包含某种历史规律的,这种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历史的顺序不应和不能有些许的调整,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社会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要实现真正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而这种改革所需要的主持公道的政治权力只有民主政体才能可靠提供,威权政体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则就差得多了。
     二、关于政治改革与民生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八宝粥:王教授,您好!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当局有时候引导公众去错误解读政改,比如将民生改革、行政改革等当作政改的部分,他说应该厘清政改概念,政治改革是和权力相关的,且政治改革在短期内并不会呈现明显的物质或经济利益回报。他进而得出结论,执政党并无政改动力,你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呢?
     ▲王占阳: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之密切也是毋庸置疑的。
     公共财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问题。公共财政事业发展越深入,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就越强,这是因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制性的财政。如果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在财政收支方面向民生方面倾斜的阶段,这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要使这种倾斜达到应有的程度,并使之得到应有的保障,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现实,那就必须使之向阳光财政、民主财政、法制财政的方向发展。在这时,我们就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了。
     现代民主法治本来就起源于财税领域里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它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至今也仍然是用于解决财政收支问题的。议会必须拥有决定纳税的权力,否则就不成其为议会。议会更要有决定财政支出的权力,否则它也不成其为议会。民主法治是为公民利益服务的,而公民利益大部分就是经济利益。所以现代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讨论决定财政收支问题的,现代政府也是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落实议会确立的年度预算法案的。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
     民生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和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通过强调它的民生功能才能赢得最广泛、最有力公众支持。就此说来,五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际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财政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重视,也没有被纳入到某些人士心目中的宪政视野。
     也许某些官方人士认为只要利用现政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改革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拖延和逃避政治体制改革,但历史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欺欺人,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实际就是它的最好腿脚注。民生仍将是民主的强大动力和源泉,而财政问题就是民生与民主的最大结合点。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大河中游:王教授您好!政府大谈经济转型,可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收效甚微,而且经济对出口、对资源、对大投资项目、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底出路在哪里?显然单从经济到经济的手段是没有新路可走的。只有实现民主转型才能克服现在的弊端。
     ▲王占阳: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出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必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成败的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取决于规划表达的良好愿望,也不是取决于缺乏合理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手段的运用。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laohan:公权腐败早呈蔓延之势,广大弱势百姓受尽了权力的欺压,可行政体制改革却长期停止不前,请问王教授:这是为什么啊!?
     ▲王占阳:原因很清楚,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在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有限的和容易倒退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在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够达到其理想目标。
     ■网友吴锦宝:昨天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全文)》,您对“法治政府”乐观吗?
     ▲王占阳:国务院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只靠国务院又是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和专横。没有分权制衡谁都没有办法。政府只有在与人大、法院的分权制衡中才能受到持久有力的充分制约,因而也才能最终变成“法治政府”。
     ■网友流泪的幸福:我认为,没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权力制衡,其它改革比如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没有外部压力,一旦涉及到自身部门利益,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王教授的看法呢?
   ▲王占阳:你说的对,没有权力制衡,什么都难办。但我们也不能等到权力制衡的网络编织起来以后,再去做现在已经急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边前进、边改革,逐步达到理想的彼岸。
   
     第二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问题
     ■网友疯癫与文明:我记得共识网有一个调查,问网友对政改紧迫性的看法,90%多的网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王教授认可这一看法吗?您认为中国民众对政改的紧迫性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还是仅仅是媒体和知识界在鼓吹?
     ▲答: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是指一种战略紧迫性。也就是说,虽然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能过得下去,但我们将会因此失去改革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失去改革的基本条件,以至将来再想改革都不可能了。
     改革的战略紧迫性是许多知识界的朋友、许多党政干部、许多有见识的网友、还有相当数量不上网的朋友都已看到的,并不是媒体忽悠出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这种历史感、这种政治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现在社会上确有许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种紧迫性,也有不少干部并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紧迫,但这并不能证明目前仍不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这种战略紧迫性并不是每种认识水平的人们都能认识到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有名有份:看了大家的提问,我内心很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好像大家觉得现在政改非常具有紧迫性,非改不可了。但是,政改紧迫性成为朝野共识了吗?我怎么觉得老百姓压根不关心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怎么挣钱,怎么谋利,请问,如何解释这种认识差异?
     ▲王占阳:(1)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指它相对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稳定需要的紧迫性。对于这种紧迫性的认识和表达,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利益问题。有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紧迫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对自己不利,所以才又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紧迫性。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但利益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利益问题。我在《关于如何实现民主改革的六点意见》一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这就是“解放利益观”。
     (2)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系统的社会调查。依靠个人的接触,各种结论都可能得出。比如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泥瓦工,就曾突然非常主动地大谈起多党制的好处,令我非常惊愕。所以说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3)无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迫切性都已是客观现实了。因为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至关重要的分配制度改革,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基于扩大内需的整个发展战略,不可能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通过真正制度性的反腐败、公平分配、司法公正等等从根本上扭转近十年来人心迅速流失的危险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避免因经济恶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和人心流失所导致的未来(十年以后)的重大社会危机和危险变局。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但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那就极有可能已经是没办法再改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极端严重的形势更有可能导致的是政治激变,而不再是温和的政治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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