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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现象分析/孟元新(网文转载)


   
    “国进民退”特指经济发展的“逆市场化”状态或趋势,一般有两种表现: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相应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含“国进民退”字样的报道常见诸媒体,如山东钢铁合并日照钢铁,国企“地王”,山西小煤炭面临空前整顿等新闻充斥媒体头条,引发许多关注,也常成为记者追问国内经济界重量级人士的焦点话题。虽然2009年8月4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否认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但2009年9月10日至12日,在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上,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兼CEO朱云来回答关于“国进民退”坦言,“‘国进民退’不一定对,但是是客观发展的现象。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企是很重要的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9月22日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已经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并认为相关方面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经济危机之后“国进民退”现象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首先按行业案例、政府政策、民营企业自主权三种情形考察了当前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国进民退”现象;接着分析了“国进民退”现象特点和产生原因;然后笔锋一转,展示了2008年至今经济效益的“国退民进”现象;最后第四部分是两点结论:经济危机正转化为民营经济危机、民营经济危机是中国经济的真危机,以及三点建议:停止执行目前导致“国进民退”的政策、转危机为契机启动新一轮打破垄断改革、尽速出台保障民营经济公平发展的法规。
   
     一、“国进民退”现象考察

   
     对这轮经济危机之后,我国所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笔者区分了三种情形:国进民退行业案例、政府政策的国进民退和民营企业自主权的国进民退,即分别表现为行业案例(被击败、兼并、控股、退市、破产等)、政府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投资、信贷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民营企业自主权(如管理、发展方面权力受限)。
   
     (一)行业案例:但见国企笑、哪闻民企哭
   
     1、地产业:城头频变“地王”旗
   
     危机前:国企民企互有进退。2004年,A股上市房企基本为民营。2005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中,具有国资渊源的企业占到了60%左右,到2006年,A股市值最大的10家房企中,只剩下一家为民营企业。2007年,富力、合生创展等民营背景地产大鳄活跃在土地市场上。危机后:几乎一边倒,进入2008年之后,国有资本大举进入地产业,在争夺地王的大战中,民企屡吃败仗。
   
     (1)中央企业:中国新地王
     从4月底开始,大连、杭州、上海、佛山、厦门、南京、重庆、深圳和广州相继出现了新“地王”,其中大多数是大型国有企业或具有庞大国有股份背景的地产企业。2009年4月到6月,在土地交易市场跑马圈地的身影,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的“新地王”买家也都是国企。
     2009年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以19.6亿元高价拿下北京市“奥运村乡”地块。此前,它刚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路10号”地块。2
     6月30日,北京朝阳区广渠门15号地块的拍卖现场,中化集团所属方兴地产以40.6亿元天价,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元,击败知名民企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2009年9月10日,中海地产公司以70.06亿元拍得上海普陀长风地块,无论是单价还是总价均再次刷新了国内土地交易市场的记录,刷新“中国地王”的记录。
     保利集团进入南京市场才两个月左右,已经在南京两大区域河西和仙林创造了地王纪录, 2009年10月20日,位于河西新城区的拍卖地块,经过20轮竞拍,起拍价为4.2亿元的该地块以7.8亿元成交,楼面价达到8212元/平方米。仙林地块以9.5亿元起拍,第五十五轮保利以17.9亿元摘下该地块,楼面价达到6956元/平方米。
     总之央企在全国各地如上海,北京,南京,深圳,合肥等等均先后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当地单价“地王”。
   
     (2)地方国企:不想央企独美
     一些地方省市的国资公司同样不甘示弱,如:常州交通产业集团6月份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更是斥资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
     (3)民企大省都会杭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过去的十几年间,正如浙江经济的民营主流,杭州房地产企业一直处于一种“国退民进”的态势,但随着金融危机来临,杭州民营房产企业大都融资成本加剧,困难重重,除少数占据龙头地位的企业坚持支撑外,小型房企纷纷选择合并或者直接退出。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房地产投资运营企业,开始站上地产潮头。
     从2008年12月9日杭州新天地集团第一次拿地的时候,到此后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杭州新天地集团先后拿下该区域的8个地块,总面积达18.75万平米,总价23.86亿元,综合楼面地价3220元/平米。而加上其余地块地价预计在35亿以上,整个项目的规划面积将达到110万方以上。
     2009年1月13日下午,位于上城区的杭政储出39号地块直接加价20万成交,被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为35844万元。39号地块位于龙翔,出让面积12076平米,地上建筑面积16641平米,出让起价35824万元,折合楼面价约2.15万元/平米。
     国际知名房地产服务企业仲量联行研究报告《正在崛起的中国机构投资者》,称2009年上半年,各月成交总价排行前十的地块中有60%的高价地块由国资背景企业获得,指出,当前内资成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主体,而国有企业、保险企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基金将是其中的主导力量。2009年10月1日生效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允许保险企业将投资范围扩大到房地产市场,这一举措将成为正在悄然变化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里程碑。若按国际通行惯例保守估计,中国保险企业可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上投资2360亿元人民币。
   
     2、钢铁行业
   
     5年前,国内钢铁的增量有三分之二来源于民营钢企,但危机发生以来,许多民营钢企被国企或吞并或控股或举步维艰。
     日照钢铁。钢铁大亨杜双华创办的日照钢铁现年产700万吨钢铁,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之一。2008年底,山东钢铁集团、日照钢铁两家公司签署重组协议,山东钢铁集团以现金方式获得67%日照钢铁公司的股权,如愿吞并后者。
     建龙钢铁。在南方,另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2009年3月1日,著名民营企业家张志祥、郭广昌和刘永好与宝钢集团签署一项协议,宝钢出资20亿元收购宁波建龙钢铁公司56.1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宝钢的全国钢铁版图中已拥有了八一钢铁、广东钢铁集团和宁波钢铁,距其8000万吨产能的战略目标还有不小差距。从宝钢集团的发展规划来看,并购宁波钢铁还仅仅是其并购的开始。
     海鑫钢铁。由于没有市场,海鑫钢铁从2008年11月开始限产,全部6个炉停产4个。据媒体报道,许多民营企业面临类似“海鑫”的命运,或出售股权,或被整编重组。
   
     3、航空业
   
     2005年,国务院出台 “非公经济36条”后,奥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鹰联航空等民营航空相继出现。航空业作为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却成了此次“国进民退”表现最为突出的行业,据称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2008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说民营航空面临着几乎全军覆没的局面,毫不为过。
     东星航空破产。成立于2005年的东星航空,由于无力偿还拖欠中航油的1.4亿元、湖北机场集团的6000万债务,2009年初申请破产。
     鹰联航空。第一家拿到民航业牌照的民营航空, 川航2006年11月投资2000万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入股鹰联;2007年7月,又增资2000万,获得公司的管理权;2009年3月,川航斥资两亿绝对控股鹰联。 2009年10月15日,中国商飞、川航集团、成都交投集团在成都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对鹰联航空进行重组,中国商飞、成都交投集团将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鹰联,鹰联股本金由3亿增加至6.8亿,各方持股比例分别为中国商飞48%、川航40.97%、成都交投11.03%。
     奥凯航空。2008年12月停航的奥凯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已经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元气大伤,并且依然官司缠身。
     春秋航空。仅仅依靠其旅游平台支撑业绩。
   
     4、煤炭行业
   
     山西省被称为我国煤海。2000年后,煤炭市场回暖,山西省出台了许多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煤炭小企业的政策,浙江特别是温州资本、福建等地民企陆续涌入山西煤炭行业;仅平阳县在晋煤矿投资就达300多亿,涉及260多座煤矿。2009年4月,山西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明确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9月底前完成《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签约仪式,提出“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 ,兼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三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1700万元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只能得到5000万元的补偿;而且,补偿款也不可能一次性付给被兼并企业。
     一份名为“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已经由浙江省国土厅、司法厅及省协作办等部门完成。据此报告, 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浙籍相关从业人员在10000人以上。 例如温州商人 黄益铫, 2005年起累计斥资5亿元,盘下3座核定年产15万吨的小煤矿,到2008年3月,终于办理齐全相关开采证件,但在奥运会前,山西所有小煤矿临时性停止开采,黄的煤矿一直关停。
     该课题组组长、浙江产权交易所矿业权交易中心主任王小军已向有关部门书面呼吁,中央政府应重视山西煤矿国有化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维护浙江、福建等地民企在山西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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