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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時真亦假”---評蕭默《一葉一菩提》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35年了,然而,這場連中共紅頭文件也承認的“浩劫”,卻貽害至今。倘從精神方面著眼,當以一個“假”字為最。
   
   林彪曾有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但他絕非句句都是假話,而是真真假假,魚目混珠。此種手法成為文革文化一大特色。蕭默之新作《一葉一菩提》(新星出版社,2010年,以下簡作《菩提》),即繼承其衣缽---儘管它打著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旗號。
   
   該書土黃色的腰封以舉世聞名的敦煌剪影為背景,上面有3行文字:

   
   “作者1963—1978年在莫高窟生活了15年,是真正的莫高窟人。這本書是那個特殊文化環境裏的知識分子(包括常書鴻、高爾泰和作者自己)命運的寫照和精神生活的實錄,坦現複雜的人性和廣闊的社會。”
   
   這短短一段話裏便包括三處不實:
   
   一是蕭默“在莫高窟生活”遠遠不足15年,書中他自承“多次借調在外”(298頁),其中,1973年秋“為嘉峪關關城進行加固工程設計”,“此後,參加麥積山加固工程工作,這一幹又是三年多”(250頁)。而早在文革之前,“1966年春節剛過,我和所裏好多人一起,參加敦煌縣農村四清工作隊,到酒泉集訓”(63頁)。其後下鄉,再調縣階級教育“展覽工作組”(68頁),“到了冬天,才回到所裏”(74頁)。累計不下九個月。此後的“1968年初夏,一紙借調令,我被縣委借去,到宣傳部工作”(107頁),直到“秋天回所”(112頁),當中起碼將近3個月,他不“在莫高窟生活”。僅60年代,其“借調”離所時間合計不下一年。期間就算他並未離開敦煌縣,即使只算後面嘉峪關和麥積山那兩段,書名副題“我在敦煌十五年”已屬打誆;
   
   二是該書不能稱為“精神生活的實錄”,起碼不能說是高爾泰“精神生活的實錄”;對此,高爾泰本人所撰《哪敢論清白---致《尋找家園》的讀者,兼答蕭默先生》(載《南方週末》2010年11月4日E23版,以下簡作《哪敢》),將蕭默書中弄虛作假、惡意捏造之種種,逐一揭露無遺。下面還要論及。
   
   三是“坦現”的“坦”倘指“坦白直率”,僅從以上兩點看便要大打折扣。
   
   不過,平心而論,該書“以個人的經歷為線”,所記事件中,不乏“真名真姓,真時真地”(002頁)。故完全可以帶著甑別的意識“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從中窺見若干“歷史的真相”。也就是說,如果認為全部章節均不可信,那就未免失之偏頗了。
   
   例如,其起首兩章《新疆行紀》和《我到敦煌》,對西陲風土人情的描述,包括有關地理概況和歷史沿革之介紹,大體上是客觀的,文字也不無可讀性。
   
   再者,書中所記政治運動花絮,具黑色幽默意味。像四清“憶苦思甜”,敦煌新墩公社一位童養媳出身的郭大娘,向“訪貧問苦”的作者“倒出了一大缸苦水”稱:
   
   “那會兒可苦咧!從下八戶到上八戶吃飯,看吧,走著走著就倒了一個,再也拉不起咧!吃罷回來,也走不動,這一來一回,大冬天的,光吃飯就把人耗垮了。”(65頁)
   
   作者不解,問為何吃飯非得跑到上八戶,答曰:
   
   “不去那可不成,那會兒吃食堂,不去就啥也吃不上了。”(同上)
   
   這下作者恍然大悟:“原來她訴的是大躍進的苦”!(同上)
   
   而在《喜劇世界》一章裏,有個細節寫紅衛兵“活學活用”毛語錄:
   
   “比如要搶西瓜,便會先來一段‘西瓜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我們的’(篡改‘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張注),抱起西瓜便走。賣西瓜的為了減少損失,追在後頭大喊:‘你們抱的兩個都是生瓜蛋子,我給你們挑一個熟的!’紅衛兵卻也不傻,回了一句:‘生可忍,熟不可忍。’(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誤讀)還來了一個優雅的揮手:‘別了,司徒雷登!’”(98頁)
   
   大概正是這些部分,使杜光、辛子陵等開明的黨內民主派,對該書迭有好評。後者在該書《序言》中寫道:
   
   “經歷過那場災難的老人,讀之會不由自主地引起回憶和思考;中青年人,則會從假、惡、醜的暫時張狂中發現潛流著的真、善、美的精神偉力,學會分辨真假的能力和在複雜的環境下如何做人的道理。
   
   ……
   本書讀起來深沉雋永,像是散文詩,又醇香如酒,餘味綿長。……”(002頁)
   
   遺憾的是,辛老、杜老都上當受騙了。作者的確心思縝密,精雕細刻,苦苦經營,披上了一張外表誘人的畫皮。但其“如酒”的“醇香”,卻屬於《七俠五義》之類武俠小說裏的“迷魂香”,令讀者不知不覺之間入彀。
   
   概而言之,此書的要害在《《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198—215頁)這一章。該章早在《菩提》出版兩年前,即以同一標題(以下簡作《尋》)於2008年《領導者》第一期雜誌上發表。由於高據實反駁,作者於博客中以《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為題答辯。高據以補充再作回應。蕭負隅頑抗,將《尋》加工分割後收入《菩提》一書中,實質形成三個文本。
   
   可是,萬變不離其宗,作者始終一口咬定高爾泰為“告密者”。謂高除揭發過他“偷聽敵臺”外,還“出賣”了賀世哲、施娉婷夫婦、陳克儉,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丁一”。
   
   針對蕭默糾纏不休的連番指控,遠在大洋彼岸的高爾泰於去年11月見報的《哪敢》中一一予以拆穿。
   
   文中憶述:賀、施夫婦於文革之初“發動群眾”對高“窮追猛打”。至“文革工作組”進駐,令高“寫檢查”。高乃在檢查中以賀、施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揭發”先前陷害自己的對手。
   
   而“陳克儉之死”,早有知情者在蕭默網文的跟貼中指出,“不是高的幾句話就能決定的”,等於否定了蕭對高的指控。
   
   至於高、蕭之間的恩怨,事緣1967年蕭以“民兵”身份,向彼監管之“牛鬼蛇神”高突然發飆,迫令其在烈日下穿回上衣幹活。高氣憤不過,晚間想起蕭文革前收聽蘇聯歌曲的往事,翌日遂向當權者揭發。
   
   結合當時的政治氣候,高之舉措,乃忍無可忍下對賀、蕭等尋釁者的一種反擊。與一般告密者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出賣他人,以圖一己私利的惡劣行徑迥異。賀、施因而倒下,可稱報應,即俗語所云“惡有惡報”。
   
   而所謂“丁一”,根本查無此人,這位連名帶姓筆劃只有三筆的虛擬者何曾被“出賣”?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一面向高大潑污水,一面於多處稱許其才華與學術造詣,並將自己打扮成與彼屬莫逆之交,想方設法為其及早摘帽造勢,這種陰一套,陽一套的表演實在令人齒冷!
   
   而其弟蕭功秦身為歷史學家竟然不辨真偽,與乃兄沆瀣一氣,在《跋》中輕飄飄地寫道:
   
   “高先生當年出賣自己的親密朋友,是人性本來的惡,還是環境使然?”(325頁)
   
   一個設問句,便將其兄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來的種種故事全數接納,進而判高為“惡”,可謂殺人不見血!
   
   除此之外,蕭還散布“《菩提》被禁”之謠言,並親撰三篇《笑談《一葉一菩提》被禁》,還煞有介事地就此接受香港《亞洲周刊》記者專訪,以製造假新聞大造輿論從而促銷己著。與此同時又使出渾身解數,混進黨內民主派大老的行列,參與23人联署提出政改建言;但在劉曉波獲諾獎後又明確反对聲援,與杜光、辛子陵態度涇渭分明,露出其狐狸尾巴。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文革時期流行的這句毛語錄,用以對付欺世盜名的偽君子蕭默,真是再合適不過!
   
   (2011-3-8)修訂
(2011/03/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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