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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貓”的尊容---評點《有感於高爾泰、蕭默兩先生的爭執》

在蕭、高筆墨官司中,以筆者所見,除網上眾多跟帖外,撰文介入者不算多.”黑老貓”的<有感於高爾泰、蕭默兩先生的爭執>(2009-4-9,新浪博客)屬其中之一.正文前面有作者說明:
   “此文於一個多月以前寫成。先後投寄兩家雜志,均被婉拒。其中一個原因,乃是前一段日子,揭露“告密者”一時引起公眾的注意,且引起一些爭論;而我所寫,正涉及“告密”問題,倘發表於刊物,等於添亂。”
   該文洋洋六千言,閱後不禁聯想起魯迅論叭兒狗的一段話:
   “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全集>第一卷,271頁)
   且看原文:

   “在網上瀏覽,果然有關於“告密”的熱鬧話題。計有聶紺弩被密友黃苗子、吳祖光出賣而坐大牢,馮亦代到章伯均(鈞)家去做“臥底”等等。這些告密者都是文化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一向被公認為德高望重,不料他們竟有如此道德記錄,比文懷沙還要卑污得多(作者這裏用的是肯定判斷,似不無失之輕率之嫌。因為聶紺弩被”黃、吳出賣而坐大牢”之說法屬一面之辭,難以證實.倘按普通法”疑點有利歸被告”的原則,不能以此入罪.充其量稱二人有”嫌疑”.)於是不少論者提出,對文革時代的告密現象,不宜追究,因為當時的環境非後人可以想象,再說許多歷史檔案尚未解禁,現在驟然對這些老人興師問罪,未必能分清是非;因為我們更應該譴責的是鼓勵“告密”的那種社會環境。(其實,何謂”文革時代的告密現象”,本身就具爭議.無論”黑五類”或”黑八類”,又或”臭老九”都是”革命對象”,備受打壓.動輒遭受批鬥,被勒令”檢查”、”交代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出的”檢查”,難免涉及他人的”錯誤言行”,那算不算”告密”?有些並未身歷其境的論者稱,作”檢查”者可以選擇只講自己的事,不講別人如何.殊不知確實”當時的社會環境非後人可以想象”,即使主觀上不願牽連別人,囿於客觀條件,那往往做不到!)
   對此觀點,我非常贊同。人性的黑暗、文人人格的脆弱、人的尊嚴普遍遭受蔑視的國情,本來就是中國人的悲哀,而權力者卻把這些作為資源廣泛利用,維護自己的利益,豈不可恨?(上面說的”權力者”過於空泛,討論文革期間的黑暗現象,理應旗幟鮮明地直指毛及其鷹犬!)所以揭露告密者而不言及其餘,就的確缺乏寬容精神和宅心仁厚的美德了。但是我以為,曾有過告密行為的人自己寫書回憶往事,而刻意回避自己的告密行為,就不可取了,那知情者著文披露,以正視聽,恐怕很有必要(在”告密行為”如何界定未有共識時,”知情者著文披露”,非但絕無可能“以正視聽”,反而引致各執一詞,”視聽”更加混亂.上述聶紺弩”被出賣”一事產生的風波便是明證!)所以,我又很尊敬馮亦代先生,因為他在生命的最後,終於毅然決定公布自己的日記,將自己曾經有過的告密歷史公之於眾,以求得上蒼的寬恕。我相信上蒼一定會寬恕他,那些被他彙報過的人的在天之靈也一定會寬恕他(這倒未必!尤其受害嚴重者恐難釋懷.作者沒有設身處地替受害者着想,可謂”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們活著的人,不僅寬恕他,還要為他祈禱,向他致敬。(筆者也是”活着的人”,充其量”寬恕他”.不管怎麼說,為極權統治效勞充當”臥底”是醜行,豈能”向他致敬”?)
   互聯網真是無所不能。它甚至使筆者感覺到當年“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場景又重現了(‘四大’始於1957年,‘很快,反右鬥爭利用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在大字報中所提的意見甚至可以成為反黨罪狀。”文革之初再度盛行,成為“大民主”的方式。總起來說,那是毛時代的產物,並被實行極權統治的當局利用作為整肅異己的手段。這和互聯網豈能相提並論?)。試想,假設沒有互聯網,普通人士寫一封公開信要與公眾見面,不知要費多大周折、要經過多少道程序才能如願以償;而現如今呢?只須上傳互聯網,任何人的言論就不脛而走,不翼而飛(這又跟“四大”有何相干?)。——當然,最好別說網管不愛聽的話。這不,高爾泰先生有一封公開信投給雜志,(為什麼不說高爾泰這封公開信因何而起?為什麼不提蕭默的《《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叫陣在先?)被雜志婉拒,(雜誌為何“婉拒”?如何“婉拒”)他隨即授權發到網上,很快地,大作即刻傳遍大洋兩岸,學界和民間草根都以先睹為快,轉瞬之間就傳送到他喊話(?不應該說是“回應”嗎?)的對方蕭默先生眼前。於是蕭默先生跟手回應(是“跟手回應”嗎?),很快也有一封回答的公開信,也發到網上,廣為流傳。(事情是這樣的嗎?)筆者真擔心這兩位蜚聲海內外的知識分子(蕭默是蜚聲海內外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爭執會不斷升級,最後釀成完全背離他們初衷的結果。
   高爾泰先生是著名美學家、畫家。他的飽受磨難、九死一生的大半生,乃是毛時代青年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極具典型意義的一個例證(他的“大半生”已超出“青年”時代!);即使在改革年代,高先生的遭遇也是一波三折,左右碰壁,八十年代末竟罹牢獄之災。他出獄後漂泊美國,在大洋彼岸安身立命。2003年國內一家出版社推出高先生的回憶錄《尋找家園》(應為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獲得極大成功。這本書筆者也很喜歡,不僅在於它把一代知識分子一生的苦難和盤托出,也在於《尋找家園》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寫的是筆者經歷過的環境和地域。在他的書裡,有很多筆者熟悉的地方和筆者知道的人,甚至其中有筆者認識的人,如何鳳仙老師,還有筆者曾經有過一面之交的楊子彬先生。高先生在書中寫道:“離開大西北,已經整整三年了。那撲面的飛沙,那連綿不斷的雪山,那茫茫草原,那蒼涼肅遠的沙漠和雄渾闊大的戈壁,那永遠覆蓋著一層輕塵的憂郁的鄉村,那一往無垠的被朔風吹拂著的銀色的鳳尾草……至今猶在我的夢魂中繚繞。”這些文字令筆者感到親切,其情景也時時繚繞著筆者的心頭。
   蕭默先生是建築藝術歷史與理論學者,網上履歷顯示,他是“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建築藝術研究所前所長,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津貼學者,清華大學博士。”蕭默先生與高爾泰先生是當年在莫高窟工作的同事。蕭默先生的命運,比之高爾泰先生而言,要幸運得多。但是在文革那年頭,蕭先生不僅是驚弓之鳥,而且簡直就是漏網之魚(?蕭默之父乃國軍“起義”高級軍官,曾奉命參加韓戰。如此家庭出身之蕭某絕非文革的目標人物,何來“漏網之魚”一說?)。因此他對文革視為夢魘(蕭某在文革中左右逢源,毫髮無損,用其粉絲某位中年歷史學者信中的說法叫做“全身而退”,他甚至一度充當董超薛霸式的解差,獨自押送常書鴻到蘭州治傷。另有專章《最是牧羊風光好》,於文革人人自危的混亂歲月中一派逍遙自在的樣子,故在《一葉一菩提》中津津樂道,何“夢魘”之有?)對毛的階級鬥爭仇恨哲學深惡痛絕(何以見得?),也是理所當然的。他的回憶錄《一葉一菩提》即將出版,筆者見到過朋友轉寄來的作者征求意見的初稿;其書中也很有幾位筆者熟悉的人以及筆者眼見過或耳聞過的事。因此筆者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一葉一菩提》,一邊讀,一邊就有昨日重現、舊地重游的感覺;它勾起筆者無限的傷心和類似鄉愁的慨嘆,亦有許多會心的點頭微笑。讀過後筆者隨手寫了一點文字發在網上。
   筆者與高、蕭二位雖素不相識,但是也似乎頗有“神交”的緣分。因為他們二位是六十年代初腳跟腳地到莫高窟工作,而六十年代末筆者也被發配到距莫高窟不是很遠的祁連山牧區開荒、放牛、當孩子王。閑暇時筆者也定睛注目那“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壯觀景象。誠如幾十年後高爾泰先生所言:“從此大西北風沙彌漫的厚土﹐成了我憶夢中的一朵停雲。如此沉重﹐又如此美麗。”
   在筆者心目中,沙漠小綠洲莫高窟,文革爆發之前,僅有四五十名研究人員和工勤人員,可以說是一個孤島,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世外桃源。筆者想像,高、蕭兩位當時還不滿而立之年的知識分子,無論年齡或是知識結構,都決定他們在莫高窟應該有共同的志趣和抱負。
   高先生的《尋找家園》問世後,引起巨大反響。一時之間,洛陽紙貴。莫高窟的生活經歷只是《尋找家園》中的一部分,但我以為是最精彩的部分。蕭先生的《一葉一菩提》,基本上是寫他在莫高窟的十五年(其實他在莫高窟不足12年,因為他自承在天水麥積山3年,還有文革之初奉命離開研究所,在敦煌縣內搞宣傳之類超過大半年!)。“白頭宮女在,閑坐話玄宗”,從兩本書裡,可以印證當時高、蕭二位的理念和志趣的確相近(並無此事!須知蕭、高二人的家庭分屬毛王朝的統治層和低下層,何況一個是技術幹部,一個是戴帽右派,政治地位判若天壤,彼此理念豈會相近?)。因為兩書中說到莫高窟舊事,有相當多的共識。例如他們對常書鴻都十分尊重(常是他們共同的恩人!),都為常書鴻最後被不明不白地從莫高窟出局而打抱不平。他們都對某位人士的人品與手段大不以為然,高已指名道姓,蕭雖只是隱寫,卻也寫出了此位人士的為人不足取,高更是不客氣地指斥了其“××之癖”。他們對何山、蘇永年之流的小人得志氣焰萬丈,都表示鄙夷。
   由此可以推斷,在文革爆發前的幾年短暫日子,高、蕭兩位氣味相投(應說是知識層次較為接近)的青年學者藝術家,在莫高窟的鳴沙山下,在大漠落日余暉中,在鑽天楊(又名鬼拍手)的林蔭小道上,他們會經常的(?何所據而云焉)漫步而行,隨意而談。蕭默先生的回憶錄《一葉一菩提》就很感傷地懷念自己和高爾泰在“在大泉對岸小山梁背後的戈壁灘上”傾心交談的往事。應該說他們一起度過了一生中的美好時光——即使改革年代豐富舒適的物質生活(作者忘了他上文寫的“即使在改革年代,高先生的遭遇也是一波三折,左右碰壁,八十年代末竟罹牢獄之災”?何來“舒適”?)未必及得上艱難時世的年輕和真誠構建的友誼(?一個高幹子弟會和一個“牛鬼蛇神”“真誠構建友誼”?)而有的愉悅。對這美好時光的追憶理應是(純粹出自作者主觀臆想!)他們晚年生活的最主要的內容之一。誰知,事情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引起爭議的是蕭先生的《一葉一菩提》的其中一章《〈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但該文早於《菩提》出版前一年半即已在雜誌發表!)。蕭先生在文中對高先生的學術造詣有很高評價,對高先生的才華橫溢更是贊不絕口。對《尋找家園》,蕭先生是如此認識的:“……文字可以稱得上是‘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描寫大多到位,有些段落相當精彩,令人記憶深刻,我可以作證,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可信者,是他在字裡行間,總是把自己周圍的人幾乎都預設為自己的敵人,而有失公允(按毛的話,右派就是敵人,不屬於人民。因此右派摘帽有“回到人民隊伍”的說法,儘管實際上被稱為“摘帽右派”,仍屬有別於“人民群眾”的賤民。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既然如此,就絕不能怪高“總是把自己周圍的人幾乎都預設為自己的敵人,而有失公允”,他只是知所自處,恰如其分地處理其“群眾關係”罷了!否則便會惹來“忘記自己是右派,妄圖拉攏或腐蝕身邊的幹部群眾”的指責。高之所以這樣做,並非他執意“有失公允”,而是緣自當時的政治環境早就“有失公允”,追根溯源,則是毛劃右派的政策本身違反憲法,毫無任何“公允”可言!),蕭先生進一步認為:“實際上,在我與他幾年的相當密切的相處中,發現他的確有一種明顯的受虐心理(受虐者會沒有受虐心理嗎?),他也的確受到過極不公正的對待,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種嚴重的扭曲,或許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種劣質(至少我這麼認為)(此乃蕭某的偏見!),而反應過度(何謂過度?任由宰割逆來順受才是反應適度?),將不公正又施於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何“不公正”?)。所以,在高爾泰貌似豁達的表象後面,在他的靈魂深處,其實隱伏著一些陰暗的東西。(任何人都有陰暗面,你蕭某“的靈魂深處,其實隱伏著”的那些陰暗的東西難道還少嗎?為什麼像馬列主義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蕭先生講述了他與高先生交往以及在文革高潮中私下言論(不是“私下言論”,是偷聽蘇修電台廣播!)被高爾泰向組織打小報告,使自己蒙受不明不白的冤苦(他書中不是自稱迭遇“貴人”獲得保護嗎?何來“蒙受不明不白的冤苦”?);還有他聽到過的同事之間的議論,用來證實高先生內心“陰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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