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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令下馬出京華---蕭、高筆墨官司述評(之四)

1957年夏天,清華大學教授、水利專家黃萬里被打成右派,獲罪原因之一是其小說<花叢小語>.半世紀過去,這所大學似再未聞有人以小說知名.但該校建築系畢業的蕭默卻可能屬例外.他的新作<一葉一菩提>(新星出版社,2010年)被某網站列入小說---儘管其<自序>中標榜”實話實說”,”主要的事件框架並無虛構”!
   
   該書中題為<<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的一章這樣寫道:
   
   “1983年,在蘭州舉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及學術研討會,我最後一次見到了高爾泰。我那時已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他也調到了蘭州大學,我們被分配在一個組。他到了兩次小組會,大會沒來。第一次小組會上,相隔十多年我們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著我,我卻對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予理睬)。會議結束我隨著大伙進飯廳,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會上,中間休息時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問: “你好嗎!”

   
   我說:“我還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呆過嗎,那個單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開膀子搞你的美學了,李澤厚也在那裡,為什麼不呆下去呢?”他一時說不上來。
   
   “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個愛揭發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裡都是這樣,人家討厭,對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麼知道的?”他驚奇於我的消息靈通,也證實了他確實又揭發了什麼人讓人家趕走了。
   
   “丁一你認識嗎?”我問。
   
   “是他告訴你的?”
   
   “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說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過錯誤,包括我在內。但有些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時代造成的;有些是永遠不能饒恕的,是人格墮落的表現,你就屬於後一種。你的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麼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實際上是一個弱者。當然,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那一段真摯,我是會記住的。你的‘體驗’說也很有見地。”
   
   然後我轉向別人說話,他悻悻地走了,以後就再沒來過。在兩次會上,他沒有和別人說過話,更沒有發言,顯然,他從住處趕來參加這兩次會,僅僅是想見見我。”(213-214頁)
   
   真是活靈活現,栩栩如生!
   
   然而,讀者欽佩其文字功力之餘,難免生出疑團.試問逾四分一世紀前的日常生活對話,現場不可能錄音,蕭某可以一字不漏地記得那麽清楚嗎?只能有一個解釋:此乃小說,人物對白是虛構的!
   
   其實,早在該書問世前一年半,蕭某已於2008年<領導者>雜誌上,發表與上述題目同名的文章,有關內容一模一樣,只是會議舉行的時間白紙黑字寫著:1984年!(見2008-11-14,豆瓣網)
   
   這明顯的漏洞,連同整個虛擬的版本被高爾泰一眼識穿.他在<昨日少年今白頭——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09-1-30)中針鋒相對地直斥其非道:
   
   “第六個(前面已列舉蕭文中五大編造事項---張注),1983年(你挪到1984年,為什麼?),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開會,我應邀與會,遇見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儀,還是有些舊情。唯獨你,酒泉一別,已形同陌路。樓道裡遇見,沒打招呼。會議中間休息時,你擠過來坐在我旁邊,說,“我到藝術研究院了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你問我“你怎麼樣啊你?”我說我很好。時值“清除精神污染”,我是批判重點,被停課禁書,拒絕檢討,拒絕約談,處境惡劣,無人不知。你明知故問,毫不掩飾幸災樂禍,我像又吃到一個蒼蠅,掉頭不再理你。你轉身走時,丟下一句威脅:“齊一你知道嗎?我和他很熟。”顯然你以為你心目中的龐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
   
   關於這次偶逢,你的版本是:“相隔十多年我們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著我,我卻給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與理睬)……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問”你好嗎!我說,我還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呆過嗎!那個單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開膀子搞你的美學了 ,李澤厚也在那裡,為什麼不呆下去呢?”他一時說不上來。“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個愛揭發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裡都是這樣,人家討厭,對你自己也不好。”“你怎麼知道的?”他驚異於我的消息靈通,也證實了他的確又揭發了什麼人讓人家趕走了。“丁一你認識嗎?”我問。“是他告訴你的?”“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說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過錯誤,包括我在內。但有些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時代造成的。有些是永遠不能饒恕的,是人格墮落的表現,你就屬於後一種。你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麼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實際上是個弱者。”
   
   這一長段話,形象偉大,氣勢昂昂,不像會議休息時稠人廣眾中短暫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員會裡帶紅袖章的老太婆對階級敵人的啰嗦訓話。這種架勢和口氣,革命知識分子也有,但須得對方像老鼠見了貓那樣戰戰兢兢配合才行。所以這種節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無。語境既已轉換,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無從吸取能源,單靠文字過癮,難免底氣不足。剛一提出指控,立刻轉了話題。借編造的我的結結巴巴回答,從社科院的不知什麼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麼事,上下文毫無關聯。故事的主線索,就這麼斷掉了。從此再也沒有提起。這裡面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
   
   劇本還沒完,腳色就變了。惡狼受命卸妝,扮演多情賤鼠。追獵改為追隨,遭拋棄了還戀戀不舍跟著:“我們就這麼無聲地走著,他幾次想說什麼又沒有說出來,就這麼尷尬著,一直走回招待所,我進了屋,他沒進來。遲疑著說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帶著詢問的口氣,我沒搭理,他走了,到大門口,回頭望了我一眼。”或者“他一直盯著我……他趕來參加這兩次會,僅僅是想見見我……”。好家伙!這些自戀者的意淫,使我想起chiwawa ,一種很小的寵物狗。它以為自己很大,而且魅力無窮。狼也蕭默,鼠也蕭默,你站在這麼一塊左右搖晃的墊腳石上面,高則高矣,穩當嗎?”
   
   十天之後,<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發表(2009年2月10日).就對方圍繞此話題所指出的種種漏洞,蕭某只勉強地作了一點解釋:
   
   “P9:高氏在社科院哲學所又揭發了別人的事,文中寫了:“‘丁一你認識嗎?’我問。”此丁一就是哲學所所長●●先生。大約80年代初我與時在該所工作的朋友●●●同到他家(王府井附近,離●●●先生當時的住地不遠),我問到高為什麼沒留在哲學所,是●●親口向我說的。他還說高這一次揭發的是推薦高到哲學所工作於高有恩的●●●。正是因為高的告密不可信,懷疑他的品德,才不再留高工作了。但我為什麼在文中將“●●”改成“丁一”,以及為何未提其他人,是因為不想拖出這些人名,應可理解。”
   
   而關於上述會議舉行的時間,則直到14個月後<一葉一菩提>上市,才更正為1983年.
   
   鑒於蕭某的冥頑不靈,高爾泰在<哪敢論清白>(2010-11-5,<南方周末>)中,以<我離開社科院是因為”告密”嗎?>為題,寫了專門的一節:
   
   “蕭默說我因為“愛告密”,被趕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故事是從一次虛擬的訓話,倒敘過去說的。“文本一”把時間設定在1984年:“1984年,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召開……我最後一次見到高爾泰。”事實上,那個會是在1983年開的。常書鴻、季羨林等人都去了,我那時在蘭大,被“清除精神污染”。停課禁書,拒絕檢討,拒絕約談,受到大家關注。那次應邀與會,只為見常老一面。遇見不少敦煌老同事,還是有些舊情,握手如儀。惟獨該蕭,酒泉一別,已形同陌路。
   蕭默把會期改到1984年,恰恰是繞過了“清污”背景,避開了編故事的障礙。經我指出,蕭著會期已改正,但故事沒改:
   相隔十多年我們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著我,我卻對他來了一個“脖子不給”(蘭州土話:不予理睬)。會完我隨著大伙進飯廳,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會上,中間休息時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問:“你好嗎!”我說:“我還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待過嗎,那個單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開膀子搞你的美學了,李澤厚也在那裡,為什麼不待下去呢?”他一時說不上來。“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個愛告密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裡都是這樣,人家討厭,對你自己也不好。”“你怎麼知道的?”他驚奇於我的消息靈通,也證實了他確實又揭發了什麼人讓人家趕走了。“丁一你認識嗎?”我問。“是他告訴你的?”“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說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過錯誤,包括我在內。但有些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時代造成的;有些是永遠不能饒恕的,是人格墮落的表現,你就屬於後一種。你的身子已經生活在20世紀了,頭卻還在中世紀,脖子拉得那麼長,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實際上是一個弱者。”且不問蕭在寫此文時,是不是忘記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精神生態和政治語境,忘記了那時候他已經不再具有1960年代居高臨下訓斥“牛鬼蛇神”的民兵身份?且不問何以訓詞斷裂,前說我在京告密,後評“文革”中是非,中間空白莫名其妙;且不問為什麼告密的具體內容,我只問一句:丁一是誰?
   如果真有其人,必無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碼互聯網可以找到。如無此人,是不是無中生有?
   現在社科院還在,當時的人們還在,只要說得出事實,自會有當事人和知情人出來作證。如果說不出事實,是不是中傷誹謗?
   對於我的質詢,蕭在“文本二”(指<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2009-2-10---張注)中說,“不想拖出這些人名”。似乎需要保密。但如果真有告密,怎麼可能保密?一個人被趕走了,起碼是小新聞。特別是我,作為敏感人物,更會被議論紛紛,起碼我所批判的那些人不會饒我。哪裡等得到近30年以後,由一個和社科院毫無關系的蕭來說事?
   接著蕭說,“我不想過多糾纏一些被弄得七顛八倒的事”。說高“有精神病”,且“病了一輩子了”。他大概沒有想到,這個醫學診斷不但會駁回他對我的控罪(精神病人無罪),嘲笑他對我的謬托知己(俱引太多,請看“文本一”),還會讓我這個精神病患者,有權利要求得到,比較文明的對待。”
   對此,蕭某在<致高爾泰先生>( <南方都市報>2010年11月11日)首段中答稱,:
   “拜讀之下,因為沒有多少新內容,“一個勁地炒冷飯”(網友跟帖語),原是不想再作回應了。但想想,還是遵從中國人有來有往的待客之道,略作響應,望我公見諒。”
   不過,讀畢全文,未見就高爾泰所提具體質詢之”響應”.但其中一句”是誰在選擇性遺忘、美化和偽裝?”倒是可圈可點.
   總之,蕭默挖空心思將”告密者”的帽子扣在高爾泰頭上,但前後說法不一,反而啟人疑竇.且不論涉及的賀世哲夫婦、陳克儉和蕭某本人與高爾泰之間的瓜葛,僅就社科院”丁一”謎團而言,蕭某之辯解即軟弱無力,難以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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