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人物传记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张成觉文集
[主页]->[传记、文学、小说]->[张成觉文集]->[變色龍與受害者---蕭、高筆墨官司述評(之一)]
张成觉文集
·岑泽波父女勇闯美国游泳锦标赛追记
·为了忘却的记述
·‘自相残杀’始于毛——富田事变及其他
·同是天涯沦落人——香港幸存右派一瞥
·罗孚何处见帮闲——与武宜三商榷
·念念不忘真与善——再与武宜三商榷
·同修者的信仰与力量——目睹耳闻的法论功
·诗三首——‘右三帅’的‘悲喜愁乐’
·从评价江青说开去
·胸荡层云 足踏实地——记另类交大人之一(席与汉)
·阶级乎?路线乎?利益乎?
·‘狗抓耗子’武宜三
·作育英才 不亦乐乎——另类交大人之二(王宇纶)
·没有言论的57‘右派’
·寒冬腊月访罗孚
·‘文化沙漠’钻天杨——读《文苑缤纷》随感
·谁领导曹雪芹?——从文学家的任务说起
·萧瑟秋风中凋谢的金银花——记大公报名记者杨刚
·一个笔记本夺了一条命?——再谈杨刚与子冈
·悬壶济世显爱心——美籍华裔心血管专家岑瀑啸纪略
·‘鲁郭茅,巴老曹’小议
·请毋忘‘有理`有利`有节——致武宜三公开信
·‘我怎么向社会交代?’——从周恩来痛悼老舍说起
·那个‘革命化’的春节——1967农历新年漫忆
·戊子年元日纪事——我的《24》
·有感于布什总统农历新年贺词
·毛的方向就是灾难——有感于《歌唱祖国》
·香江“凡人”陈愉林——一位右派的传奇故事/张成觉
·留取丹心照汗青——《57右派列传》及其他
·中坚数百 薪火相传——57右派接棒者一瞥
·希望在第三代身上——再谈57右派接棒者
·情人节不送花?
·星火终必燎原——57中坚的思考
·左转的“右派”及其他
·左转无非求名利
·向右转的“左仔”
·“肥姐”沈殿霞走了,香港还会有“开心果”吗?
·“靓女”与欢乐——再谈“肥肥”
·站起来,老弟!——也谈“下跪的自由”
·中国人站起来了吗?——驳“军事专家”的谎言
·“毛的旗帜”凝结着白骨与鲜血——再斥“军事专家”的谎言
·浩然死了 老舍还活着
·浩然何尝为农民代言?
·有关林昭的几点思考
·智者千虑之一失——有关林昭的再思考
·劫后悲歌燕园泪——读陈斯骏《劫灰絮语》
·负责,是敬业乐业的表现
·“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劫灰絮语》人物谈
·暴政岂自“反右”始?——从《劫灰絮语》人物说起
·毋忘肃反“窦娥冤”
·炮制大冤案 毛理应反坐——潘扬、胡风案反思
·恨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毛55年心态试析
·睚眦必报 绝不手软——再谈毛55年心态
·“旋转”毋忘叶“廖”功——叶剑英、陈云与改革开放
·浅议交大两学长——陆定一、钱学森漫话
·也谈胡耀邦手上的“血污”——与余杰商榷
·勇士与魔王——也谈赫鲁晓夫
·毛何曾信奉马克思?——试析中共悼词中的“谥号”
·人性未泯的列宁信徒——再谈赫鲁晓夫
·谁读懂了《资本论》?——兼谈毛为何宗奉马克思
·“十无”后面的毒瘤——试析“延安”与“西安”
·谁是最可恶的人——驳魏巍对《集结号》的抨击
·“秋官”、股市、胡乔木
·肯定“小善” 争取多数 逐步到位——与刘自立君商榷
·“组织性”与“良心”的背后——读《别了,毛泽东》有感
·毋忘当年的镇压、剥夺与清洗——回顾1949-57的中国
·自由主义者的“毛情结”——读《风雨苍黄五十年》有感
·人治的悲喜剧——从英若诚就任副部长说起
·蓝天,白日,宝岛绚烂的春天——台湾总统选举随想
·胡适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拆穿毛利用鲁迅的伎俩
·毛江夫妻店的开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内幕
·武训不足为训?
·让思想冲破毛的牢笼!——有感于夏衍的反思
·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副对联说起
·尊重知识的谭震林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中共奇人叶剑英一瞥
·西陲当日忆地主
·因祸得福“新生员” ——“党文化”之百密一疏
·请让我说“对不起”——不堪回首话当年
·认清延安整风真面目——有感于《何方自述》
·毛泽东未读过《资本论》
·不是灰锰氧,是硫酸!——骇人听闻的延安抢救运动
·莫把康生当成薛仁贵——兼论中共官修党史之虚妄
·延安反特第一案与抢救运动
·周恩来欠历史一个交代——“五· 一六”、姚登山及其他
·陈毅欠帐也不少
·又一项世界纪录---奥运圣火传递的思考
·主张“缓建三峡工程”的反对派——访地理学家王维洛博士
·苦难文学 流亡文学 香港文学及其他
·黄万里 诗词 毛泽东
·强奸140个女学生,可信吗?——苏明《血色中国》引起的争议
·台湾怎会有“文革”?——评一个不伦比喻
·戒严期的台湾与毛时代的大陆——浅议两种独裁之异同
·毛的假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训
·学风腐败 学术造假——张鸣谈大陆高校大跃进(续)
·学官得益 学子受害:张鸣教授谈大陆高校大跃进
·红颜祸水是江青?——致袁鹰先生的公开信
·“大跃进”精神不足为训——与袁鹰先生商榷
·“人定胜天”还是“地哄肚皮”?——“全民写诗”的荒诞与恶果
·滥杀 贪腐 淫欲——《血色中国》的触目图景
·郭沫若的马屁诗及其他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變色龍與受害者---蕭、高筆墨官司述評(之一)

自從2008年蕭默發表<《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首發於當年<領導者>第一期),誣指高為”告密者”以來,至今三年中網上烽火未熄.除兩位當事人之外,各自的粉絲也紛紛表態,或著文,或跟帖,頗見熱鬧.
   
   作為半世紀前的敦煌同事,蕭默和高爾泰之間的恩怨可謂所從來久遠矣.有知情者在帖中以”扯不清道不明”加以形容.如此說來,其他人似乎更加無從判斷是非曲直了.
   
   不過,”天涯網友在蕭默先生文章後的留言”中有如下評論:

   
   “對“深藍無所”的幾點評論:
   高蕭之爭要想明白其中原委可能並不容易,但是也是有方法可循的。並不一定要靠什麼第三方,只需要考證他們文中事件的大背景即可,即考證高爾泰《哪敢論清白》文中具體事件的真偽,即可從這些各說各說的關鍵事件中,辨出誰在說謊。
   這個方法只要肯花時間,是可以辦到的。如果,“深藍無所”真想尊重事實,並且寫出一篇合乎邏輯的評論的話,不妨試試。
   ——寫於成都獅子山”(高蕭之爭-評論人:normanpzh 評論日期:2010-11-12 12:17)
   
   上述”深藍無所”乃蕭某粉絲,他並未接納normanpzh的建議.筆者倒是認同其說法,決定花點時間,嘗試”辨出誰在說謊”.
   
   水有源,樹有根.按高的文本,蕭某”苦口泉發飆的事件”是他告發其”偷聽敵臺”的導火線.蕭則否認該事件的存在,我們不妨對此一”具體事件的真偽”加以辨析.
   
   高爾泰在給蕭默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事件發生的1967年,……那天你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監督勞動,我們牛鬼蛇神挖土。我挖著挖著,渾身燥熱起來,就把上衣脫光,曬著太陽挖。你走過來,告訴我不許赤膊。我問為什麼,你說不許赤膊。我又問為什麼,你還是說不許赤膊。我沒有聽從,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頭,問我“是不是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是不是以為在這野山溝裡只有一個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還沒完。晚上我們做完請罪儀式,你給大家訓話,又專門訓我一頓。我們每次進山勞動,都有個民兵監押。對我們寬嚴各異,沒人像你這樣。
   時值兩派惡鬥,所裡無政府。你在“革總”,對方是“革聯”。回所後,我找到革聯的蘇永年,告訴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裡,你正在收聽蘇修節目。知道沒有旁證,最終不能定案。知道革聯處於劣勢,一時管不著你。知道如果革總找我算賬,革聯不會相救(誰救階級敵人)。但是沒有涵養,又別無選擇,顧不上那麼些了。事後兩天,在院子裡遇見你,大聲地對你說,“你偷聽敵台,我揭發了你”。你站住,我繞過你走了。”(<昨日少年今白頭——頭狼給一只狗的公開信>,見<鳳凰博報-十年砍柴的博客>授權轉載,2009年1月30日)
   
   對此,<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中回應道:
   
   “您完全無中生有地說:1967年(為節省正文和免得浪費讀者時間,類似這種胡編的事,有欲了解詳情者均請見注),在山溝,“你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監督勞動,我們牛鬼蛇神挖土。我挖著挖著,渾身燥熱起來,就把上衣脫光……你走過來,告訴我不許赤膊……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頭,問我‘是不是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您還說,“你是作為看管階級敵人的民兵監押著我們來回的”。這段傑作,連我讀了,都覺得此蕭某人實在太壞,不打死也得痛揍一頓!您也必會得意,都快要入土為安了,居然還編得出如此似乎最具“殺傷力”的故事,您又為您的告密(揭發蕭默可以判處“現行反革命”重罪的偷聽敵台)的不屑行徑築造了一座多麼高的正義之壇啊!但,這都是哪一碼子的事?我在山溝裡勞動是1969年夏到冬天(不是你胡編的1967年),當時的我是被革委會視為待揪人員派到山裡放羊的。我早出晚歸,根本不在你們勞動的現場,怎麼可能不管我放的羊當監工,“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還能監押著你們來回呢?此時的我也和我放的羊一樣,處於待宰狀態,實際上與您的處境也差不多,最終也沒能逃得過“五一六分子”的命運,豈能有此般偉大的革命氣概?”
   
   “注”裏面補充曰:
   
   “高氏稱“牛鬼”們在山溝裡勞動是1967年,自己是1969年春離開敦煌的,涉及告密事件的關鍵,卻都是編造。
   1967年全年直到1968年春所裡成立大聯委,都在打派仗,整個一個無政府。凡是“革命群眾”,包括清算“資反路線”處理了“黑材料”以後沒事兒的,誰也管不了誰,也不可能有什麼“民兵”。我有時在敦煌有時在蘭州,沒有誰派我到山溝放羊。其時被認為敵人的也只有四位(包括年老體衰不能走幾十裡山路的常書鴻),都只在所裡勞動,並沒到山裡去。如果1967年真有我對他發飆的事,又如此生動、可憎,在《尋找家園》中為何無一字提及?大批揪人是在大聯委成立以後。
   關於高氏的調離時間,在《尋找家園》第221頁“面壁”文中開頭一句這就麼說:“從六二年到七二年,我在敦煌十年……直到七二年離開敦煌”。現在,在《昨日少年今白頭》中又說是1969年春!高氏之調離實際是1969年冬即我在夏天被革委會派去放羊近結束時。高氏在山溝勞動時,我告訴了高我偷聽了敵台,他返所後便揭發了此事。讀者如果讀了《一葉一菩提》,將會更加清楚。為什麼高要將調離時間提前到1969年春呢,比他在《尋找家園》中說的早了三年?比實際的早了近一年,就是特別害怕1969年這個關鍵的時間,因為他得知我偷聽敵台和告密,都是在這一年的秋天發生的。”(2009-2-10,17:42:00)
   高爾泰在<哪敢論清白>(2010-11-05<南方周末>)中反駁道:
   “蕭默的“文本二”(指<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張注)堅持說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監督勞動。說那時候連政府都沒有,“不可能有什麼‘民兵’”。
   所裡無政府,不等於國家無政權。那貫穿一切的權力意志,從未在任何角落留下空隙。那時天天說“全民皆兵”,怎能說沒民兵?蕭此前寫《〈祁連山下〉之外的常書鴻》,就自稱是“董超薛霸”(編者注:《水滸》中押送林衝赴滄州的兩位朝廷公差)之流,“代表堂堂革委會‘押解’”常書鴻,那不是民兵?那時階級界線判若水火,革命兩派你死我活,沒有可能一個造反派戰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勞動。兩天一夜,放什麼羊?
   新出版的蕭著(指<一葉一菩提>--張注)中,蕭在修改過的“文本一”(指在2008年第一期<領導者>上發表的<<尋找家園>之外的高爾泰>一文—張注)前面,加了一篇《最是牧羊風光好》,自圓其說。末尾寫工宣隊長鄭紹榮審問高爾泰,劈頭就問,你說蕭默偷聽敵台,敵台裡說的是哪一種外國話?高說是英語。鄭說我們了解了,蕭默不懂英語。高說是俄語。鄭說我們了解了,蕭默的俄語早就忘光了。高又說是藏語。鄭說蕭默不懂藏語,西藏是外國嗎?西藏人民廣播電台是敵台嗎?於是,打小報告出了名的高爾泰一下子泄了氣了……凡廣播,沒有可能不用聽眾能懂得的語言。當過法官的鄭沒有可能這樣誘供,久經批鬥盤問的我也沒有可能這樣被誘。若是如蕭所說,我早就成了陷害革命群眾的階級報復犯,那還了得。
   但這個虛構的故事,卻也捅出了一些真實的漏洞。蕭把1967年我當面說“我揭發了你”這句話的時間挪到1972年,地點挪到酒泉,並宣稱在這之前,他毫不知情。這個故事不但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時間坐標———有軍宣隊、工宣隊的60年代,和一個不同的地理坐標———敦煌。也表明那時的蕭,已經知情。
   1972年,所裡另外兩位同事,劉玉權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調”,找我查問蕭偷聽敵台的事。我說我沒有旁證,他們也就算了。他們剛走,蕭就來了,說是來看望我的。
   有過互相傷害,難能不計前嫌。他來看我,我有些感動。告訴他劉、王二位剛走,所裡在調查你,你要注意。
   萬萬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應該告訴我這個。理由竟是,個人關系不能高於組織原則。
   我像吃到一個蒼蠅,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門。驚動了隔壁的趙存福,一位年輕的攝影師,過來問什麼事,說太平常了,別氣。想不到36年以後,蕭會說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劉、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蕭在酒泉衝突的關鍵。蕭的故事,隻字未提他們。後面卻又寫道,那次他回到所裡以後,“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聯’,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說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但沒有劉、王二位,“黑串聯”個什麼?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這個事實,也使得蕭的故事難以周延。為此,蕭強調我直到1969年秋天還在敦煌。這“文本二”和蕭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沒有的。後來加上圓謊,拿出來的證據,卻是我的《面壁記》開頭兩句:“從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蕭引用了這兩句,但沒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為酒泉地區革委會為“迎九大”要辦一個展覽,從轄區各地抽調專業人員籌備。所裡去的,不是只我一個。其他人辦完展覽就回所了,我賴在那裡要求調離敦煌,敦煌卡住編制直到1972年才放。這個過程,沒有含糊之處。
   “九大”是1969年4月開的,這個時間坐標,恐怕也挪動不得。”
   俗語有道是: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兩相對比,孰真孰假,一目瞭然!
   可是,.才過了5天,蕭默的<致高爾泰先生>便在<南方都市報>見報(2010年11月11日“大家版”RB14).
   該信開頭一段謂對方:
   “仍然是為己辯解的。拜讀之下,因為沒有多少新內容,“一個勁地炒冷飯”(網友跟帖語),原是不想再作回應了。但想想,還是遵從中國人有來有往的待客之道,略作響應,望我公見諒。”
   不過,下面並無澄清高所指出的種種不實之處,只是寫道:
   (蕭補充:1967直到1968年5月兩派“大聯合”,成立“大聯委”,我可是都在“打派仗,運用“春秋筆法”,寫派性大字報,編《敦聯戰報》,忙於“妖言惑眾”。1967年秋天,我們還跑到蘭州,哪能有押解被揪鬥對像到山溝裡勞動的事?那時的“牛鬼”也只有四位,包括上不了山的常老,另外的三位也都沒上過山,只在所裡勞動。大批揪鬥“牛鬼”是在“大聯委”成立以後),本蕭有沒有可能在1967年“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凶神惡煞般地當“監工”?您也不可能編造說您的告密材料是交給當時“處於弱勢”的“革聯”的蘇永年,因為第一,蘇始終與我同派;第二,1967年的蘇,只是一個普通木匠,在派性鬥爭中既不會寫也不會說,派中地位很低,不當權(在那段特殊時期,所裡沒有當權的),您不可能把這麼重要的告密材料交給他。您告密時的蘇永年,卻已經是權勢薰天的革委會副主任了,而所革委會是遲到1968年秋才成立的,可那時,哪裡還有什麼“革聯”?您當時與社會隔絕,好多所裡的事你都不知道,您的放言編造,也太大膽了。如果您看了書中的敘述,您就不致於有那麼大的自信,以為大多數讀者會如此地失去判斷力,再相信您的編造了,雖然您多次打出了悲情牌。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