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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龍與受害者---蕭、高筆墨官司述評(之一)

自從2008年蕭默發表<《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首發於當年<領導者>第一期),誣指高為”告密者”以來,至今三年中網上烽火未熄.除兩位當事人之外,各自的粉絲也紛紛表態,或著文,或跟帖,頗見熱鬧.
   
   作為半世紀前的敦煌同事,蕭默和高爾泰之間的恩怨可謂所從來久遠矣.有知情者在帖中以”扯不清道不明”加以形容.如此說來,其他人似乎更加無從判斷是非曲直了.
   
   不過,”天涯網友在蕭默先生文章後的留言”中有如下評論:

   
   “對“深藍無所”的幾點評論:
   高蕭之爭要想明白其中原委可能並不容易,但是也是有方法可循的。並不一定要靠什麼第三方,只需要考證他們文中事件的大背景即可,即考證高爾泰《哪敢論清白》文中具體事件的真偽,即可從這些各說各說的關鍵事件中,辨出誰在說謊。
   這個方法只要肯花時間,是可以辦到的。如果,“深藍無所”真想尊重事實,並且寫出一篇合乎邏輯的評論的話,不妨試試。
   ——寫於成都獅子山”(高蕭之爭-評論人:normanpzh 評論日期:2010-11-12 12:17)
   
   上述”深藍無所”乃蕭某粉絲,他並未接納normanpzh的建議.筆者倒是認同其說法,決定花點時間,嘗試”辨出誰在說謊”.
   
   水有源,樹有根.按高的文本,蕭某”苦口泉發飆的事件”是他告發其”偷聽敵臺”的導火線.蕭則否認該事件的存在,我們不妨對此一”具體事件的真偽”加以辨析.
   
   高爾泰在給蕭默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事件發生的1967年,……那天你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監督勞動,我們牛鬼蛇神挖土。我挖著挖著,渾身燥熱起來,就把上衣脫光,曬著太陽挖。你走過來,告訴我不許赤膊。我問為什麼,你說不許赤膊。我又問為什麼,你還是說不許赤膊。我沒有聽從,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頭,問我“是不是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是不是以為在這野山溝裡只有一個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還沒完。晚上我們做完請罪儀式,你給大家訓話,又專門訓我一頓。我們每次進山勞動,都有個民兵監押。對我們寬嚴各異,沒人像你這樣。
   時值兩派惡鬥,所裡無政府。你在“革總”,對方是“革聯”。回所後,我找到革聯的蘇永年,告訴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裡,你正在收聽蘇修節目。知道沒有旁證,最終不能定案。知道革聯處於劣勢,一時管不著你。知道如果革總找我算賬,革聯不會相救(誰救階級敵人)。但是沒有涵養,又別無選擇,顧不上那麼些了。事後兩天,在院子裡遇見你,大聲地對你說,“你偷聽敵台,我揭發了你”。你站住,我繞過你走了。”(<昨日少年今白頭——頭狼給一只狗的公開信>,見<鳳凰博報-十年砍柴的博客>授權轉載,2009年1月30日)
   
   對此,<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中回應道:
   
   “您完全無中生有地說:1967年(為節省正文和免得浪費讀者時間,類似這種胡編的事,有欲了解詳情者均請見注),在山溝,“你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監督勞動,我們牛鬼蛇神挖土。我挖著挖著,渾身燥熱起來,就把上衣脫光……你走過來,告訴我不許赤膊……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頭,問我‘是不是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您還說,“你是作為看管階級敵人的民兵監押著我們來回的”。這段傑作,連我讀了,都覺得此蕭某人實在太壞,不打死也得痛揍一頓!您也必會得意,都快要入土為安了,居然還編得出如此似乎最具“殺傷力”的故事,您又為您的告密(揭發蕭默可以判處“現行反革命”重罪的偷聽敵台)的不屑行徑築造了一座多麼高的正義之壇啊!但,這都是哪一碼子的事?我在山溝裡勞動是1969年夏到冬天(不是你胡編的1967年),當時的我是被革委會視為待揪人員派到山裡放羊的。我早出晚歸,根本不在你們勞動的現場,怎麼可能不管我放的羊當監工,“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還能監押著你們來回呢?此時的我也和我放的羊一樣,處於待宰狀態,實際上與您的處境也差不多,最終也沒能逃得過“五一六分子”的命運,豈能有此般偉大的革命氣概?”
   
   “注”裏面補充曰:
   
   “高氏稱“牛鬼”們在山溝裡勞動是1967年,自己是1969年春離開敦煌的,涉及告密事件的關鍵,卻都是編造。
   1967年全年直到1968年春所裡成立大聯委,都在打派仗,整個一個無政府。凡是“革命群眾”,包括清算“資反路線”處理了“黑材料”以後沒事兒的,誰也管不了誰,也不可能有什麼“民兵”。我有時在敦煌有時在蘭州,沒有誰派我到山溝放羊。其時被認為敵人的也只有四位(包括年老體衰不能走幾十裡山路的常書鴻),都只在所裡勞動,並沒到山裡去。如果1967年真有我對他發飆的事,又如此生動、可憎,在《尋找家園》中為何無一字提及?大批揪人是在大聯委成立以後。
   關於高氏的調離時間,在《尋找家園》第221頁“面壁”文中開頭一句這就麼說:“從六二年到七二年,我在敦煌十年……直到七二年離開敦煌”。現在,在《昨日少年今白頭》中又說是1969年春!高氏之調離實際是1969年冬即我在夏天被革委會派去放羊近結束時。高氏在山溝勞動時,我告訴了高我偷聽了敵台,他返所後便揭發了此事。讀者如果讀了《一葉一菩提》,將會更加清楚。為什麼高要將調離時間提前到1969年春呢,比他在《尋找家園》中說的早了三年?比實際的早了近一年,就是特別害怕1969年這個關鍵的時間,因為他得知我偷聽敵台和告密,都是在這一年的秋天發生的。”(2009-2-10,17:42:00)
   高爾泰在<哪敢論清白>(2010-11-05<南方周末>)中反駁道:
   “蕭默的“文本二”(指<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張注)堅持說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監督勞動。說那時候連政府都沒有,“不可能有什麼‘民兵’”。
   所裡無政府,不等於國家無政權。那貫穿一切的權力意志,從未在任何角落留下空隙。那時天天說“全民皆兵”,怎能說沒民兵?蕭此前寫《〈祁連山下〉之外的常書鴻》,就自稱是“董超薛霸”(編者注:《水滸》中押送林衝赴滄州的兩位朝廷公差)之流,“代表堂堂革委會‘押解’”常書鴻,那不是民兵?那時階級界線判若水火,革命兩派你死我活,沒有可能一個造反派戰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勞動。兩天一夜,放什麼羊?
   新出版的蕭著(指<一葉一菩提>--張注)中,蕭在修改過的“文本一”(指在2008年第一期<領導者>上發表的<<尋找家園>之外的高爾泰>一文—張注)前面,加了一篇《最是牧羊風光好》,自圓其說。末尾寫工宣隊長鄭紹榮審問高爾泰,劈頭就問,你說蕭默偷聽敵台,敵台裡說的是哪一種外國話?高說是英語。鄭說我們了解了,蕭默不懂英語。高說是俄語。鄭說我們了解了,蕭默的俄語早就忘光了。高又說是藏語。鄭說蕭默不懂藏語,西藏是外國嗎?西藏人民廣播電台是敵台嗎?於是,打小報告出了名的高爾泰一下子泄了氣了……凡廣播,沒有可能不用聽眾能懂得的語言。當過法官的鄭沒有可能這樣誘供,久經批鬥盤問的我也沒有可能這樣被誘。若是如蕭所說,我早就成了陷害革命群眾的階級報復犯,那還了得。
   但這個虛構的故事,卻也捅出了一些真實的漏洞。蕭把1967年我當面說“我揭發了你”這句話的時間挪到1972年,地點挪到酒泉,並宣稱在這之前,他毫不知情。這個故事不但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時間坐標———有軍宣隊、工宣隊的60年代,和一個不同的地理坐標———敦煌。也表明那時的蕭,已經知情。
   1972年,所裡另外兩位同事,劉玉權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調”,找我查問蕭偷聽敵台的事。我說我沒有旁證,他們也就算了。他們剛走,蕭就來了,說是來看望我的。
   有過互相傷害,難能不計前嫌。他來看我,我有些感動。告訴他劉、王二位剛走,所裡在調查你,你要注意。
   萬萬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應該告訴我這個。理由竟是,個人關系不能高於組織原則。
   我像吃到一個蒼蠅,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門。驚動了隔壁的趙存福,一位年輕的攝影師,過來問什麼事,說太平常了,別氣。想不到36年以後,蕭會說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劉、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蕭在酒泉衝突的關鍵。蕭的故事,隻字未提他們。後面卻又寫道,那次他回到所裡以後,“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聯’,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說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但沒有劉、王二位,“黑串聯”個什麼?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這個事實,也使得蕭的故事難以周延。為此,蕭強調我直到1969年秋天還在敦煌。這“文本二”和蕭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沒有的。後來加上圓謊,拿出來的證據,卻是我的《面壁記》開頭兩句:“從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蕭引用了這兩句,但沒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為酒泉地區革委會為“迎九大”要辦一個展覽,從轄區各地抽調專業人員籌備。所裡去的,不是只我一個。其他人辦完展覽就回所了,我賴在那裡要求調離敦煌,敦煌卡住編制直到1972年才放。這個過程,沒有含糊之處。
   “九大”是1969年4月開的,這個時間坐標,恐怕也挪動不得。”
   俗語有道是: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兩相對比,孰真孰假,一目瞭然!
   可是,.才過了5天,蕭默的<致高爾泰先生>便在<南方都市報>見報(2010年11月11日“大家版”RB14).
   該信開頭一段謂對方:
   “仍然是為己辯解的。拜讀之下,因為沒有多少新內容,“一個勁地炒冷飯”(網友跟帖語),原是不想再作回應了。但想想,還是遵從中國人有來有往的待客之道,略作響應,望我公見諒。”
   不過,下面並無澄清高所指出的種種不實之處,只是寫道:
   (蕭補充:1967直到1968年5月兩派“大聯合”,成立“大聯委”,我可是都在“打派仗,運用“春秋筆法”,寫派性大字報,編《敦聯戰報》,忙於“妖言惑眾”。1967年秋天,我們還跑到蘭州,哪能有押解被揪鬥對像到山溝裡勞動的事?那時的“牛鬼”也只有四位,包括上不了山的常老,另外的三位也都沒上過山,只在所裡勞動。大批揪鬥“牛鬼”是在“大聯委”成立以後),本蕭有沒有可能在1967年“背著手在工地上走來走去”,凶神惡煞般地當“監工”?您也不可能編造說您的告密材料是交給當時“處於弱勢”的“革聯”的蘇永年,因為第一,蘇始終與我同派;第二,1967年的蘇,只是一個普通木匠,在派性鬥爭中既不會寫也不會說,派中地位很低,不當權(在那段特殊時期,所裡沒有當權的),您不可能把這麼重要的告密材料交給他。您告密時的蘇永年,卻已經是權勢薰天的革委會副主任了,而所革委會是遲到1968年秋才成立的,可那時,哪裡還有什麼“革聯”?您當時與社會隔絕,好多所裡的事你都不知道,您的放言編造,也太大膽了。如果您看了書中的敘述,您就不致於有那麼大的自信,以為大多數讀者會如此地失去判斷力,再相信您的編造了,雖然您多次打出了悲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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