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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2011/03)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 李昌平 2011-3-16   春节闲,写《话说水利》。可能是近期纠结水利的缘故,昨天晚上做了一梦:天下大旱,土地生烟,万物不生,人如饿狼,结群残杀……,被人追杀,走投无路,掉入废井……

     惊恐万分中回到现实,大汗淋漓,冲澡,如是写《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一文。

     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

     手中有粮、稳稳当当!这就是中国。手中无粮,人心惶惶!这就是朝鲜。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一:中国人吃饱饭并非因为“分田单干”了

     吃饭是一个国家天大的事,永远都是。

     咱们中国人不缺粮好多年了,多数城市人可能还以为是“分田单干”的功劳。其实是误解。“分田单干”是1982年在全国推开的,在最初的1-2年里,的确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粮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分田单干”在1984年后就对粮食增产几乎没有积极作用了。因为从1984年开始,我国农业劳动力就开始大量非农就业,到90年代就是“3899”(妇女老人)农业了,现在则是“99”(老人)农业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逐步下降,但粮食产量依然在逐步增长,这完全是因为我国的水利基础较好,且大量增加肥料、农药、杂交稻种子等投入的结果。

     1984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40731万吨,化肥投入为 1739.8万吨 ,到2007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50160万吨,化肥投入为5107.8万吨。粮食增产了9429万吨,增长21 %,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 200 %。

     我曾经请教一个农业专家:如果现在化肥投入减少到1984年1739万吨的水平,我国的粮食产量估计下降多少?专家的结论是产量至少下降一半。我请教过数不清的农民:要是减少一半的肥料投入,粮食产量会减少多少?绝大多数农民的回答是减少3-4成。很显然,我国的粮食产量是靠肥料等堆出来的。

     如果有人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分田单干”农业制度和合作社农业制度相比,“分田单干”不仅不能带来粮食产量的增长,相反还是粮食增产的阻碍,要想在不增加肥料等投入的情况下,让粮食进一步增产,就得重建村社合作农业制度。估计大多数城市人不会相信这个观点,因为他们听到的一直是合作社农业是大锅饭,农民偷懒,是小岗村“分田单干”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才保证了中国人饭饱吃的宣传教育;或许还会有去公社化意识形态极强的少数人会给主张村社合作制农业的人扣上“极左”或“反改革”的帽子。

     公众如果摘除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评估“分田单干”和“村社合作”两种农业制度的粮食生产绩效,结果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分田单干”农业并不一定就比村社合作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和规模效益好。例如: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村民2008年自发组建农业合作社,重建农田水利,耕地集中由合作社统一种植,10%的种田能手种全部的土地,90%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非农就业,不仅农产品(粮食为主)产量增长20%以上,且肥料等投入比过去减少15%以上,至于解放劳动力后带来的人均收入大幅增长就更显着了。无独有偶,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公社一直沿袭人民公社体制(一直没有“分田单干”),无论单位面积产量还是规模效益都比周边“分田单干”农村高出很多(人均收入是周边村庄的2倍以上),且单位面积投入的化肥等石化物质投入也更低。至于遇到去冬今春这样的“大旱”,古树于合作社和周家庄公社的制度优势就更加明显了,一点“旱灾”的迹象都没有,而他们周边 “分田单干”的村庄却是实实在在的“田地生烟、万物不生”——“旱灾”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

     实践证明,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分田单干”农业比村社合作制农业有优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社合作制农业比“分田单干”农业更有优势。

     我国 “分田单干”农业制度已经维持30年了,其粮食增长的边际效益逐年递减,现在已经对粮食增长毫无作用了,甚至有了负作用,“分田单干”农业完全是在依靠过渡的化肥等石化物质的投入和透支过去水利积累、高代价的维持其粮食增长,现在是到了必须改革“分田单干”农业制度的时候了。

     面对“分田单干”制度下的地越种越板结、化肥越用越多、抗灾能力越来越弱、粮食安全越来越难、农业效益越来越低的困境,地方政府官员和城市学者专家中受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形成的去人民公社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都不是积极主张东光古树于合作社农业制度的,而是积极主张千家万户的农地向大公司“流转”、搞所谓的“公司主导型”的现代农业。排斥小农合作制农业而积极推动资本下乡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人们忽略了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是大资本下乡通过所谓的“流转”得到农民土地后,大多都是不会生产粮食的,这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减少农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温总理曾经说中国现代化还“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在中国现代化减少农民的漫长过程中,一定会多次出现2008年数千万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危机,因此,为应对农民“进城——回乡——进城”的多次反反复复,资本下乡兼并农民土地的农业现代化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

     现在到了严肃思考我国农业制度创新的时候了,很紧迫!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二: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 消耗全球35%的氮肥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中国人用事实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置疑,中国人用事实证明了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这是中国人在全球人面前倍感骄傲的一件事,非常了不起!

     但在国内,很少有人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1984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40731万吨,化肥投入为 1739.8万吨 ,到2007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50160万吨,化肥投入为5107.8万吨。粮食增产了9429万吨,增长21 %,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 200 %。

     尽管我国是磷矿储备大国,但按照现在的消耗量算,磷肥仅仅够用30年。我国严重缺钾肥,现在钾肥自给率不足15%。2010年1月份中国与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签署的钾肥到岸价仅为350美元/吨,而中化化肥与加拿大钾肥公司PotashCorp签订的2011、2012、2013年到岸价,分别为600美元、695美元、790美元。钾肥会不会成为“铁矿石第二”呢?将来会不会出现3斤粮食换1斤钾肥的局面呢?很是令人担忧啊!

     庄稼需要氮肥、磷肥和钾肥等,哪一种肥料都是“水桶的一块板”,都不能缺的,缺了就会大幅减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粮食产量很大程度上是由氮磷钾决定的。中国人种地球7%的地,消耗地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如果有一天,中国像朝鲜一样缺肥了,粮食产量由10000亿斤减少到6000亿斤以下,饿死人将以亿来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中国模式”,即刻“神马”都不是了。

     我们现在消耗的石化物质越多,我们子孙后代的粮食就越少。这是我族要明白的民族责任。

     农业对石化物质的依赖度越高,粮食安全的风险也越高。这是我民要明白的基本道理。不讲这个,天天鼓吹7%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而不说7%的土地,用了全球的35%的氮肥,这种极其低级的忽悠最好不要再忽悠了!

     我国1949年的粮食产量是11318万吨,1978年的粮食产量是30477万吨,29年增产了19159万吨,这是在极少增加石化物质投入(主要是通过合作农业、种子选育、栽培技术和水利建设实现的)的条件下取得的。1978年的粮食产量是30477万吨,2007年的粮食产量是50160万吨,29年粮食增产了19783吨,但这是在增加了(5107-884=)4223万吨化肥和杂交技术获得突破的条件下取得的。从这点上看,前29年的农业增长还是有值得总结的经验的。

     粮食安全与农业制度之三:“刘易斯拐点”——粮食高补贴时代来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农村的老人们还是用全球7%的土地种出了够全球20%的人口吃饱穿暖的农产品,且政府只给了极少的农业补贴,这是事实。肥料和杂交稻种子用的再多,也是农民自己掏钱买的。

     感谢农民,感谢中国农村数千万老人们!是中国农村的老人们既帮助“农民工”看了孩子,还种了“农民工”抛弃的土地,为十三亿人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食物。

     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农村数千万的老农民心存感激,因为中国的老农民为全国人民吃到便宜的食物做出了奉献。我们拿大米和日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日本农民生产出稻谷,政府要以11-12元人民币/斤的价格收购,否则,日本农民是不会生产稻谷的。日本市民不可能接受太高价格的大米,日本政府还要补贴市民。在日本,农民是不会考虑市民是否吃得起大米的问题的,市民也不会要求政府靠压低农民的稻谷价格来获得廉价大米的。

     有人会说,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很便宜,为什么不进口呀?除了东南亚等不发达国家的大米是低补贴生产出来的外,发达国家的大米都是高补贴生产出来的。管他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买得到就好了。可是,任何国家都不会将大米等粮食的供给寄托在国际市场上,都必须尽量做到基本自给。一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商品量不大,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大国,一旦指望国际市场上购买大米等主粮,市场立马就会出现逆转——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粮食价格就会暴涨。二是因为怕受制于人,有那个正常国家愿意将吃饭大事寄托于别的国家的身上呢?

     中国人这些年吃到了便宜的粮食,真的要感谢农村的老农民们。但是,廉价粮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从今年起,中国的粮食价格将进入一个持续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且中国农业的高补贴时代到来了,中国每年的农业和粮食补贴也会以两位数增长。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得比较有力度始于1989年,此后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2%以上逐年下降到在0.8%以下。2002年开始,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2-3个村并一个学校的现象。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了,经济速度还保持9%的增长,每年需要的农民工劳动力在增加,而90后逐步开始就业后,农民工劳动力新增供给明显减少。2011年的工价比2010年至少上升了20%。

     工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粮食上涨了20%以上。

     在中国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农民工的工价是由粮价决定的。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民工工价十几年基本不涨,因为粮食一直是涨涨跌跌的,是被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1990年,中国的粮食(水稻)收购价是0.22-0.24元/斤,2011年的粮食(水稻)最低收购价是1-1.1元/斤,只涨了大约5倍。但是同期的生产资料价格涨了20倍多。1990年农民在深圳打工的工资大约是400-500元/月,2010年深圳农民工工资大约2000-2500元/月,涨了5倍。但是全国各地同期的公务员工资大约涨了40-60倍不等。粮价和房租的价格更是没得比了。所谓的中国“比较优势”,就是低工价优势,低工价是低粮价的结果,低工价优势就是可以给欺负农民的优势,这就是全世界资本家喜欢在中国投资的核心优势。但是,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逐步出现后,农民工工价的补涨是不可避免的,工价的补涨也必然带来粮价的补涨,粮价的补涨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价的补涨。未来10年,粮价和工价每年出现两位数的补涨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会说,生产资料、房价和公务员工资等会涨得更快,有可能,但必须控制住。如果公务员工资、生产资料价格和房价比农民工工资和粮价涨得还快,一定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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