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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为“计划经济”平反

   当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集团的经济政策宣告失败以后至今,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都归咎于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一时间,“计划经济”就成了所有“会读书而不会用”的精英读书人,用来文过饰非的公共“替罪羊”或文革中的“批斗对象”。不仅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归咎于“计划经济”,更把它当成用来吓唬“大众皇帝”或阻挠政府推行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措施、而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这可能是经济理论界一件最不公平的 “冤案” 。因为没有人先去证明那些国家里实行的经济政策,的确是“计划经济”,然后再以他们的失败,来判定“计划经济”的错误。只是因为不喜欢那些国家的制度,就情不自禁地要按毛泽东说的“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规律办事了。这就像日本当年用毒气袭击民众的“奥姆真理教”一样,虽然他们打着“真理”的招牌干下“伤天害理”之事,但我们在审判其教主麻原时,是不能“诛连”到“真理”身上去的。同样道理,我们也是不能把计划经济当成“洪水猛兽”来轻易否定。

   其实按照科学《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论观点,计划经济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最科学、最有效和最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因为只有在这种模式下,资源才可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的利用,劳动力才能科学地发挥,产品才能避免不足、积压或浪费,分配才能得到公平和尽可能的满足,更可以有效地控制环保或节能减排。总之,理论上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的一切问题(不过,前提是一定要遵守《新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是,这种模式要求高得多的运行环境和软硬体条件,目前的世界上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具备所有的条件来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所以西方有些人把自己的社会体制说成只是一种“第二好”,到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将大陆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实行计划经济,不仅理论上说不过去,实际上也是“指鹿为马”般牵强附会的。

   可以说,大陆(苏联恐怕也一样)实行的是一种“官僚指标经济”。也就是一种由政治需要和长官意志决定的“乌托邦经济”。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中国的大跃进年代,为了完成钢铁产量,可以把已经制成的产品拿去打破重炼成废铁渣来充数;以笼统的所谓产值来计算生产成绩,造成一个城市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规定产值,去压当地烟厂拼命增产对人民健康有害的香烟;一个工厂为了完成产值,可以耗费大量的原材料和人工,去生产已经积压卖不掉的商品;钢铁厂为了提高产量,去多生产大规格的产品,而不顾市场对小规格产品的紧急需求;种种虚报产量产值的“浮夸或弄虚作假”行为等...;都恰恰是真正计划经济最能避免的问题。所以可以认为,当年毛泽东在大陆,实际上推行的是“党的资本主义”。党和政府机构中的各级领导人就是大大小小的“(红色)资本家”,而实行的低工资制度,使“剩余价值”更多地被集中起来,除了投资再生产和部分福利外,还用于“(红色)资本家”特权阶级的挥霍和让领导者个人进行不负责任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更糟糕的是,这批“红色资本家”们就权力而言,比真正的资本家可能要大得多,甚至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但几乎又不用为自己的决策错误,承担任何能使自己受到对等损害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垮台,而大陆“进步的社会主义”却撑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号称实行市场经济,但作为它的基本单位的企业,恐怕没有一个敢说它可以没有“计划”的,否则“失败破产”将是惟一的下场。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能能够“不败”的,是那些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超级大企业集团。他们不仅可以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来左右政府、议员或股票市场,更只有他们才经得起任何竞争的风险。就像开赌场一样,输得起才能嬴得到,只要“赔少赚多”,利润也就在其中了。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正是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最大的综合性“企业”,只要“董事长”(领袖)和“总经理”(部门主管)真有能力和负责任,并有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中层领导班子,就应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可惜当时大陆的政权,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压力,没有能够冷静地去思考、检讨自己失误的真正原因,就草率地将政治上的失误归咎于“社会主义”,将经济上的失误归咎于“计划经济”。接着更没有研究一个社会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一定要彻底地实行“法治”。而大陆根本不具备将“人治”转变为“法治”的条件。因为从毛泽东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头脑里存在的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他们所提出的“法治”,实际是指由他们制定法律、让群众遵守,而他们自己(甚至还要包括自己的子女亲属)当然是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才真是大陆一切乱象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将不具备条件的市场经济当成“救命稻草”,除了暂时的“风光”和眼前的一点“实惠”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种种不如人意的现状,就是在嚐其“苦果”。

   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经济模式:前者属于进化论阶段,其运作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以“个体行为”为主,说明在经济领域内也遵循“种内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理应仍属于原始被动的低级范畴。如果将这当成是人类社会也要永远遵守的规律,就是一种自甘与动物一直为伍的认识,是人类智慧和良知的耻辱;后者就是当部分人类社会,意识到自己和一般动物本来就存在的原则区别(拥有可以学习、交流、积累、保存、叠加每个个体的经验和知识的文字,能够制造和使用威力和效率大大超过自己体能的工具;以及形成有个体明确分工、但互相必需依赖、并几乎隔离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社会),而主动准备脱离愚昧,开始走向自觉进行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时,在经济方面的体现。如果不是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宠坏,使之成为任性而不善思考的“傻瓜皇帝”,这本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事实。作为一个认识到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宣称要在下一世纪“出人头地”的中华民族,如果以为只须耍点“小聪明”,把别人的东西“东拼西凑”一下,就能成为一盘一鸣惊人的“特色菜”,而不愿意充分发挥自己“上马”对别人 “中马”“下马”领域内的优势,那就要应了“红楼梦”中的“机关算得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句话了。

   中国人太健忘了,“洋务运动”的历史,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国民党离开大陆更只不过六十多年。要是这样真能救中国的话,当初也就轮不到毛泽东、更不要说接下来的邓小平,能靠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来领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风骚”了。

   还需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让中国初步取得真正大国实力、并曾让海内外中国人感到一点“扬眉吐气”的那些军事、科技、体育和外交方面的成就,恰恰都是在那个现在被我们骂得最凶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出来,或者是靠那个时代打下基础的。也许这里面正蕴含着一个有关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并值得所有关心或有意驾驭中国未来的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只是靠变卖先人积攒下来的遗产而发了一笔小财,又有多少值得吹虚或“自豪”的价值呢?

   最后还要再提出一个问题。有头脑的中国人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数十年来,我们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被迫),却又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和原来类似,却绝非“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或科学层次上有某种“相通”之处?或者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的书架上明明摆满的是中国的线装书,却又能写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字的原因吧。而到了邓小平时代, 一句名言 “摸着石头过河”,等于最终承认了自己根本没有、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在探讨、规划中国的未来时,难道不应该先找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2011/03/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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