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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打输国共内战的七大原因

蒋介石打输国共内战的七大原因

   

   郭国汀

   

   中共为权力不惜牺牲两千万人民的生命发动内战。1945 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英文广播表示投降,毛泽东当天连下七道命令共军全面进攻,从而率先挑起内战。八路军115师343旅6万人加上其他共军包括部分原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林彪,彭真和肖克指挥下开始进军东北。苏军将原关东军的武器包括坦克,机枪移交给林彪。10月初国军第13和第52军由美国第七舰队运送至东北。苏军以各种借口拒绝美国军舰在大连,营口,胡芦岛登陆,直到11月,国军被迫转至关外的秦皇岛登陆时,共军已在东北布置完毕。[1] 12月共军在东北已有20万人,且装备了日军武器,使四野成为共军中最强大的军队。[2]

   

   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的首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十四年抗战中,完全耗尽了政府的军力财力和精力。国民党在抗战中付出的高昂代价是导致其最终垮台最重要的因素。具体言之有如下因素:

   

   一,虚假的军事力量。虽然国军经抗战,武器装备和训练均比过去好,但它是一支疲惫不堪之师。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已显露出疲惫之态,它是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盟国胜利的期望支撑。日本的投降给予这支军队如释重负和业已完成使命之感。再打另一场内战的想法,对他们是可恨的。虽然在命令下,他们战斗,他们的精神确是讨厌战的,他们的饥体是疲劳的,1947年中旬以前他们可信赖的表现,代表着一种崩溃前的绝望冲刺[3]。另一方面,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未承受主要战斗,而主要练兵扩军。抗战结束时,亦是承认他们之时。八年来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共军则是新鲜,充满活力,对未来充满信心军队。共军与国军之间的战争,犹如一个青年与一个疲惫的老人之间的博斗。除了意识形态不同之外,精力的区别导致结局不同。

   

   除了厌战情绪之外,国军的战略亦成问题。当他本应集中力量,防守长城以南地区,蒋介石不听美国顾问的劝告,派出大量精锐部队至东北,仅是将47万精兵被消灭或投降。攻占延安,在西北战略次要的山区追逐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又消耗了另四十万大军。淮海和平津战役的指挥不当,导致另一无法弥补的巨大军力损失。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四个月期间,国军损失了100万军队。[4]结果国军军心被毁,以致丧失斗志。

   

   二,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远比战力衰弱和战略错误更严重的灾难是抗战期间业已失控的通货膨胀,战后变得完全失控。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表面上在于明目张胆地滥印钞票,从1937 年1月的13亿元到1948年底的疯狂的24588999亿元,增印18891537倍,导致1945-1948年期间,物价上涨指数月增30%。 1948年8月,法币由金元券取代,按300元兑一元兑换,但是在6个星期内,所有的控制失灵,通货膨胀恢复失控局面。在1948年8月-1949年4月期间,增印钞票4524倍。上海物价上涨天文数字的135742倍。1949年7月金元券兑换成银元券,以银元兑换,进一步加速了经济的崩溃。实质上则是由于中日战争的严重破坏,加上共产党从中故意破坏,1945-1947年共产党强迫农民毁掉16575公里铁轨,国军仅修复其中6398公里,这是导致国军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5]1946-1947 年,在共产党煽动组织下上海发生罢工4200起。与此同时,中共利用日本人的机器大印伪钞投放国统区,恶化加剧了国统区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使大量中产阶级和诚实的官员破产,上海一个月内物价上涨45%,有些大学秘密警察监视学生;在北平军队朝3000名示威大学生开枪,死亡多人;在昆明,李公仆,闻一多等五名异议者被警方枪杀(现在证实是共产党杀害李和闻嫁祸蒋介石政府,旨在破坏政府的国际形象,断绝国际援助蒋政府),超过1000人被捕;通货膨胀和财政管理失误摧毁了数亿中国人民的民生,彻底损害了政府的信用[6]。因此,毫不奇怪,大多数人对更换政府不反感,甚至期待之。

   

   三,丧失了公众信心和尊敬。除了财政不负责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战后回到日本占领区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令人反感的行为,极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尊严。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骄傲慢地对待人民,就好象他们都是不忠诚的公民或叛徒似的。官员们更乐于为私利占取敌人的财产,而忽视日本占领期间遭受巨大损害的人民的福利[7]。他们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企业,公开与民争利,且为私利公开拍卖救济物资。更要命的是,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强制中国中部和南部日本占领区日本支持的日币与法币兑换按200:1 强制兑换,而更公平的汇率本应当是2:1。当人民的积贮和现金突然受重大贬值时,他们立刻的反应便是怨恨。仅在几年前,日控政府强制他们的法币按2:1兑换成伪币,两次强制兑换货币使敌占区人民损失了400倍财产。敌占区公民苦等了八年,迎回国民党的统治,却受到如此无情的盘剥和如此轻蔑的对待,以致他们认为让日本人统治似乎更好。国民党官员的不当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使数千万受损害的人民疏离国民党。

   

   四,美国调解和援助的失利。若美国对华政策按另一路径,那么战后中国之路会大不相同。首先,如果在抗战的头四年(1937-1941 年)对中国更多实质的援助,本应可以帮助国民党财政隐固在早期以控制通货膨胀。通过消灭隐患于萌芽,后期失控的局面本来不会发生,从而避免最终的经济崩溃。其次,假如美国按原定战略计划,从中国大陆进攻日本,美军士兵本来应登陆中国沿海省份,夺取日占区领土并归还给国民政府,因此减少了共产党占领的机会。然而该计划被放弃,1944年盟军修改战略,改从太平洋直接进攻日本,因而完全绕开中国。这一决定置中国政府于战略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当战争突然结束时,因根本未作充分准备,使她面对未预料到的和平结果束手无策。[8]

   

   美国至少丧失了三次机会对中国外交起决定性影响。第一,若赫尔利大使在毛泽东访重庆期间(1945 年8月10月)起更积极的作用,他本应可说服蒋介石接受毛提出的临时安排,因而避免直接爆发内战。这是一次被轻易放弃的黄金机会。其次,如果马歇尔更强硬施压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尊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敌对行动本应亦可控制。第三,当国民党于1948年春处于关健退却之际,美国有最后机会军事干预,但她却选择袖手旁观。由于过错,美国调解的失败,部分源于对中共天真的看法,认为他们是不同于苏共的农业改革者,而事实上中共却远比苏共更激进。而美国对国民党的陈词滥调,认为其为法西斯,专制和封建。实事上,自1928年上台以来,国民党几乎没有一天享受过和平之日,来推行其民主重建计划。而美国宠爱的联合政府观念在中国行不通,因为它未考虑这一事实:国民党和共产党均为革命党,除非基于一个非常临时的基础,相互不妥协,正如1923-1927年和 1937-1940年合作所示。联合政府可能避免内战立即爆发,但是完全避免内战的机会微乎其微。由于调解失败,及随后的彻底失望,美国在 1947-1948年仅予国民政府非常有限的援助,太少也太迟了。国民党输在认为美国不会坐视其失败而袖手旁观。[9]

   

   此外,在东北战场上国军曾两度取得关健性胜利,共军处于即将崩溃之际,马歇尔强制干预蒋介石停火挽救了频临败亡的共军的命运,也是导致国军打输内战的原因。国军迅速攻占其他满洲港口,并推进到满洲中部,1946 年1月15日攻占沈阳。林彪抵抗国军攻占沈阳失败惨重,4月国军从共军手中又夺取长春,缴获更多武器,此时威震海内外的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已抵东北战场。当新一军阻滞共军北上时,新六军在城北击败共军,并与新一军汇合,轻取四平,并于1946年6月1日北上越过松花江直逼哈尔滨。6 月3日毛泽东签署同意林彪放弃哈尔滨的建议。但在此关健时刻,迫于马歇尔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于6月6日被迫下令停火15天,事后蒋介石描述这是他最严重的错误,挽救了林彪的总部,并使松花江以北比与俄国紧邻比德国国土还大的北满全部落入共军之手,而15天的停火却一直延期四个月,使共军在苏军训练下,得以整休训练卷土重来。[10]利用该宝贵的四个月,共军得以吸收消化20万原满洲军队和其他新兵,重新装备共军,煽动阶级仇恨,忆苦思甜,军事训练,俄国人伴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在停战期间,苏联至少开了16所主要军事学院,包括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许多共军军官赴苏联受训,有些则到苏占区大连和旅顺受训。[11]

   

   五,社会经济改革的迟延。除了上述导致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之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失败在于持续延迟急需的社会经济改革。部分可能是因为大量超出国民党所能控制的压倒性情况。在其22 年统治期间,南京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大量消耗资源且国无宁日。从一开始,它即受到新军阀和异议政客的挑战,在几乎未解决这些问题时,即穷于应付日本侵略和共产党暴乱的严重威胁。在发动五次围剿共产党暴乱的同时,国民党用尽一切能力,资源和技术抵抗日本的战争威胁。几乎没有时间或意向来处理似乎不那么急迫的,若更基本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改革问题。不仅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从未实施,甚至远为温和的解决立案,减租至37.5%年收入亦从未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仅是个美梦,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军事问题优先于所有其他事务,使得早就延迟太久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拖延。

   

   尽管有这些压倒性的情况,说国民党缺乏启动社会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无疑是对的。建立在远离内陆的沿海地区,南京政府依赖关税和城市工商税维持其运行,因而对农业问题不太关心。它不理解农民,未看到解决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对农民的困苦缺乏同情心。国民党官员继续生活在孔子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阴影下,因而瞧不起懒散无足轻重的农民。他们未能看到农民大众的潜在革命性,因此从未试图组织他们。毛泽东则充分利用农民当炮灰打天下。

   

   六,打入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共产党间谍发挥的极重要的作用。再者,共产党埋藏在国军高层的大量共特在关健时刻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军中隐藏的15名将校级共产党员对淮海战役的巨大破坏作用。胡宗南是共产党暗藏间谍,胡在黄浦军校进与胡空珉关系密切,后者是共特,而当胡驻扎延安南部时,胡派他为驻延安代表。卫立煌1938年要求加入中共,毛1940年致电莫斯科告诉俄国人,中共指示卫立煌潜伏在国民党内。[12]卫接到蒋任命他任东北总司令职后,立即让苏联驻巴黎使节知道。随后与共产党紧密合作,首先,他将军队撤回到少数几个大城市,因此使得共军得以占领90%的满洲,然后,包围这些大城市;象胡宗南一样,卫将他的军队分批交给共军处置。毛要卫确保所有的国军陷在满洲,故卫立煌反复拒绝蒋准备从满洲完全撤出,调军前往锦州的命令。蒋却没有撤换他,而是与卫立煌争论了数月,直到共军10月15日攻占锦州,切断了几十万国军的退路。然后,共军迅速分割国军各个击破分别歼灭。11月2日沈阳沦陷,数个东北落入共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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