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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外二篇)

   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外二篇)或曰:“‘杀无辜以救天下不为也’的观点不宜过度强调,否则,就会流于反对一切正义的战争。因为,即使是‘禁暴救乱’以救天下的战争,也难免连累无辜,或者误伤误杀。”

   东海答:“杀无辜”是把矛头对准无辜、有意地杀害无辜,或明知无辜而杀之,与正义的抗争或战争中误伤误杀无辜,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不杀无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绝对不许误杀”。误杀当然应该尽量避免,但不能为了避免误杀无辜而放弃禁暴救乱的努力。

   不杀无辜,更不是不杀人。对恶人、恶势力的放纵,就是对善良、对无辜民众的犯罪。故儒家慎于杀人,又不简单地反对杀人,有义刑,有义杀,有义战。依良法而惩,是义刑,为复君父大仇而杀,是义杀,为正义而战,是义战,包括对于入侵的抵抗和禁暴救乱的征伐。

   《武经七书》之一《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讨不义”、“诛有罪”、“以战止战” 的战争、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卷上《仁本第一》)

   如果说“杀无辜以救天下不为也”是菩萨心肠,正义的抗争或战争则属于霹雳手段。慈悲自有威严,威严不碍慈悲,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王阳明就是这样的典型。

   至于曾国藩,以现代眼光看,其部队对发匪及俘虏有杀戮过度、用典过重之嫌,有时对无辜之民与有罪之匪的分辨亦不够仔细。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那种匪谍纵横、民匪难分的特殊情况下,曾国藩也殊属无奈,误伤误杀,实属难免。(例如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就常扮成平民,怎么区分?最仁义之师也没办法。)

   因此,曾国藩在消灭发匪过程中杀戮虽多,有“曾剃头”之名,却没有民愤而饱享世誉,不碍其为儒门一代大贤。当然,说曾国藩没有民愤,是就正常之“民”而言,一些太平天国遗孽及某些反儒派对他抱恨怀愤侮辱污蔑,那是理所当然。(反儒派也不一定反曾国藩。毛氏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反儒派了,可他对曾国藩始终颇为尊重。这也可见曾国藩的人格魅力。)

   另外,在中国,可以不尊儒,不可以反儒,尊儒还是反儒,是区分一种势力之正邪善恶的重要标准。尽管满清政府不好,不是中华正统政权(可算偏统),终究算是尊儒的,比太平天国强得多。正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害”相争之时,满清政府之害比太平天国轻得多。当时不仅儒家,凡是正人君子都应该支持清政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11-3-19东海儒者余樟法

   天下大恶:道德逆淘汰《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是品德好,能是才能高。有德无才,德非大德,有才无德,才必歪才。儒家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反对唯才是举(当然更反对任人唯亲任人唯资任人唯财)。唯德是举也有弊端,但好于唯才,因为“有德无才”比“有才无德”强,同时,大德必有大才。

   曹操堪称任人唯才的典型。他先后三次下《求贤令》,唯才是举,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明确指出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三国群雄中,曹操手下文武才干最多,智囊团最为庞大,为曹操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任人唯才,有利也有弊,或可成就霸业,成就不了王道。他晚年重用的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成了曹家巨大的隐患和后患。曹操任人唯才,成功于此,局限于此,也遗害于此。

   任人唯才是不论德行,“任人唯不贤、唯不肖” 则是专门找无德的小人、败德的恶人来“任”。这种道德逆淘汰的状况最恶劣,最为儒家所痛恨。历史上隋炀帝就是这么做的。王夫之说:

   “忌天下之强,而奖之以弱,则以自弱而丧其天下,赵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御,而内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贤,而驱之不肖,于是而毒流天下,则身戮国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广之杀高颎、贺若弼也,畏其贤也;薛道衡、王胄、祖君彦一词章吟咏之长耳,且或死或废,而无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胜于一夫也,谓贤者之可轧己以夺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归,无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猥贱,则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顽,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无他,以其耽淫嗜利为物之所甚贱,而无与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见忌,几于见杀,乃纵酒纳贿,托于污行,则重任之使守太原,以为崛起之资。夫人君即昧于贤不肖之分,为小人之所挠乱,抑必伪为节制之容,饰以贞廉之迹,而后可以欺昏昏者以雠其奸;未有以纵洒纳贿而推诚委之者,此岂徒逆广之迷乱哉?自隋文以来,欲销天下之才智,毁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呜呼!为人君者,唯恐人之修洁自好,竭才以用,择其不肖而后任之,则生民之荼毒,尚忍言乎?以宇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向,夫岂待贤于己者而后可以亡己哉?只以贼天下,使父子离而为涂殍。故天下之恶,莫有甚于恶天下之贤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为之也,可不畏哉!”(《读通鉴论-炀帝》) 王夫之指出,隋炀帝杀害有一定德望者,重用品德名声都不好的人,并非“以天子而求胜于一夫也”,而是“谓贤者之可轧己以夺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归,无如己何也。”

   然而,这种“恶天下之贤而喜其不肖”的道德逆淘汰,有百弊而无一利,不仅害人祸世“贼天下”、“毒流天下”,而且于自己亦有大害,“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为之也。”隋炀帝最后就死于他最亲信而愚劣不堪的宇文化及兄弟之手。2011-3-17东海儒者余樟法

   近代中国为什么败于西方文明?或问:“儒家义理要是真的全部是精华,怎么就被西方文明打败了呢,而且打得满地找牙,以至于形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局面!”东海答:道理很简单:药方最对症,如果病人不完全按药方抓药和按医嘱服药,效果必然大受影响。

   汉宣帝太子、后来的汉元帝“柔仁好儒”,曾上言建议宣帝“宜用儒生”。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朱元璋尊儒,但对《孟子》中有关民本、有损君威的言论怒不可遏,下旨“刪孟”,并差一点把孟子革出孔庙。这都是不遵医嘱、擅改药方的行为。

   学界普遍认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是自秦后千年来历代王朝一贯热衷的做法。另外,秦汉以后的儒家,不论是董学还是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于孔孟之道多多少少有所偏离。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屈民而申君”的主张,与“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敬鬼神而远之”等正宗儒家义理相比,不啻处于一种思想倒退。

   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华文明依然辉煌,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各方面水平依然领先全球几千年来,直到明朝或清朝中期之前。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威力。即使阳儒阴法,儒家毕竟占据了“阳”的一面,获得了意识形态地位。至于近现代中国的问题,儒家更是毫无责任。而且,正因为儒家被打倒,中国的问题才更加严重、不断恶化。2011-3-18东海儒者余樟法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3/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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