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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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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人而救天下可以吗?

   杀一人而救天下可以吗? ----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

   一儒家有经有权,守经达权,经权结合,一方面强调因地制宜通权达变,很有灵活性;一方面择善固执守死善道,原则性极强。有些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有些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能干不能“从权”。

   杨朱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儒家反对前一句,却认同后一句,也不允许“悉天下以奉一身”、“杀一人而得天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又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别说行不义杀不辜,就是枉尺直寻,孟子都不肯为之呢。

   至于“病天下以利一人”,就更不允许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是尧的事迹,详见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那么,杀一人以利天下甚至救天下,可不可以呢?同样不可以。首先,杀害无辜的行为,严重反道德,本身就是对“天下”的伤害,何谈利天下救天下?其次,即使必须“杀一无罪”才能救天下,那也只能杀自己,不能杀他人。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杀自己的身,舍自己的生,绝不是把无辜者当做牺牲品。牺牲必须自愿,任何人都没有强迫他人献身的权力。

   注意,杀一人以救天下而不为,指的是不辜、无罪之人。至于依照良法而制裁罪人,为了正义而诛除恶贼,或为了复君父之大仇而开杀戒,那正是救天下题中应有之义。

   二张巡就是“杀无辜以救天下”的典型。张巡的忠烈故事人人皆知。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但乱后廷议封赠时,却有争论。

   原来张巡守城时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们吃。后来干脆以城中妇女为食,吃尽妇女又吃老幼,共吃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从儒家角度看,张巡或是朝廷的功臣,却是人道的罪人。“食人之罪不可逭矣”。关此,王夫之的评断最为允当:

   “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绩,固出颜杲卿、李澄之上,尤非张介然之流所可企望,贼平,廷议褒录,议者以食人而欲诎之,国家崇节报功,自有恒典,诎之者非也,议者为已苛矣。虽然,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

   李翰为之辩曰:‘损数百人以全天下。’损者,不恤其死则可矣,使之致死则可矣,杀之、脔之、龁而吞之,岂损之谓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闻言而心悸,遥想而神惊矣。于此而忍焉,则必非人而后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与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后,救且至,城且全,论功行赏,尊位重禄不得而辞,紫衣金佩,赫奕显荣,于斯时也,念啮筋噬骨之惨,又将何地以自容哉?

   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汉末饿贼起而祸始萌,隋末朱粲起而祸乃烈;然事出盗贼,有人心者皆恶之而不忍效。忠臣烈士亦驯习以为故常,则后世之贪功幸赏者且以为师,而恶流万世,哀哉!若张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逞游辞以导狂澜,吾滋惧矣。”

   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儒家强调尽心尽性尽力而为,结果如何,则听天由命不可强求,利天下救天下的正义事业也一样。象张巡,下定决心死守睢阳,守不住,一死了之,就是尽忠尽心了,“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

   杀人而食,突破了人道底线,贼仁戕义,纵守住睢阳又如何?如此大量杀害无辜百姓,其保城卫国、坚守不屈的意义何在?在现代社会,别说杀人食人,就是伤害无辜也是不允许的,靠伤害无辜而建立、维护起来的东西,不论怎样冠冕堂皇,都不会是好东西。

   儒家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并重,绝不能不择手段,不允许通过恶的手段去达成善的目的。其实,手段的恶很难达成目的的善,即使一时勉强达成,也会流弊多多,其中的利弊,实所难言。

   三至于害他人以利自己、杀他人以救自己,更是“所必不可者”,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不能做的。或问:

   “有一僧与人同行,迷失于沙漠之中,水和食物只够一人维持。杀一人则另一个人可活下去,否则只能同死。该僧人的选择是杀死对方,因为自己活下去,可以更好地弘法度生,并可以为对方超度。换了儒者,会怎么做?”

   这个故事我也看到过,忘记出处了。该僧人的选择是最不应该的,在儒眼看来,大不义也,儒者绝不会也绝不允许这样做。这个僧人杀人活己,即使活下来,也丧失了弘法度生的资格。那种情势下,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两种选择:或相依为命,死则同死,或杀己活人,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哪种选择更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两种选择都符合仁义原则。

   儒佛道中人都比较值得信任,但整体而言,儒门中人更值得信任。特别是儒家圣贤,任何时候都不会“逾矩”:不会逾越道德底线,更不会杀害无辜伤害他人。象佛弟子提婆达多谋害释尊这种事,在儒门师徒中是不可想象的,别说孔孟,历代大儒门下都不会出现这种对师尊下毒手的弟子。有一个故事似乎流传颇广,说的是有一次子路和孔子闹了点矛盾,对自己的老师起了杀心:

   “于是把一个石盘揣在衣襟里,去找孔子发问:“先生你说,上士杀人是怎么个杀法。”孔子一愣回答:“上士杀人用笔尖:以文字昭示天下,把人置于死地。”子路又问:“中士该如何杀人?”孔子回答:“中士杀人用舌尖:把方的说成圆的,圆的说成扁的。”子路接着问:“下士该如何杀人?”孔子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下士杀人用石盘。”子路一下子泄了气,扔掉怀里的石盘,当即跪拜孔子,从此对孔子心服口服忠心耿耿。”云云。

   这个故事不知源于何处,纯属无知之徒胡编乱造,或是反儒者故意编来恶心儒家的。子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对孔子起杀心,“把方的说成圆的,圆的说成扁的”之类胡说八道,也绝不可能出于儒者之口。一些异端外道包括道家人物编了不少故事来贬低、嘲笑孔子和儒家,但编得这么荒唐恶劣,这么小人之心、恶人之心,我还是第一次看到。2011-3-14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1/03/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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