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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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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适应谁?

   谁适应谁?

   一谁适应谁?对于儒家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句流行话叫:“你得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去适应你。”奉行者无非随波逐流的庸夫俗子小市民而已。这种话,豪杰之士不屑说,儒者更不会说。

   孟子说过“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儒者对于社会,不是消极地适应它,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兴”起来改良社会,让社会来适应“我”。

   文化、道德与制度三者相辅相成都可以作用于社会,都是改良社会至关重要的手段、渠道和方法。不过,制度改良不是一蹴可几的,需要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需要良性的思想文化为基础和导向。自由主义是良性的,汲取了自由主义精华的仁本主义是更加良性的,对于中国的良制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在《爱我故乡,忧我遂昌----庚寅暑假回乡杂记》一文中曾提及,一些亲友出于关爱,谆谆劝告东海要适应社会,其情可感可哀复可悯。我说:

   “儒家适应社会还是社会适应儒家,这是一个重要而又浅层的问题,答案不言而喻。对于一个风俗极端劣化、道德早已沙化的社会,道家那种隐士式的逃避都有不负责任之嫌,何况适应和迎合它?如果东海这样的人物都去适应和迎合它,那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

   物欲驱人如恶鬼,天良命我发真言。儒者唯一的选择是以正确的思想、优秀的文化去启蒙、引导、教化社会。东海个人的能力和影响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儒家文化、儒家精神的伟力是无限的。社会无论怎样溃败恶劣,终将要逐步适应儒家。”

   二如果一时没有机会弘扬仁本主义,没有能力变革不良制度,一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让社会来适应自己,怎么办?

   那就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独善其身,以身殉道----身与道俱,道伸则身与共进,道屈则身与俱退。儒者生活不妨委屈,贫富贵贱一切随缘,必要时生命亦不妨牺牲,唯独不能委屈和牺牲了仁道。对于儒者来说,什么都可以亏,道不能亏,心不能亏。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一句名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原意或许只是一种自谦的表白,说自己只希望在乱世里姑且活着。但是,性命二字,实涵深意,不仅指肉体生命。人之本性,天之所命,性命,指的是良知本性----本质生命和生命本质。比起这个“性命”来,生命倒变成次要的了。

   有句歌词唱到:守着寂寞守着你。当天下无道、道之不行的时候,儒者对于“道”也应该这样,守着长夜守着你,守着孤灯守着你。

   对待寂寞的态度如何,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智慧。最低下者是耐不住寂寞;较高者耐得住寂寞,能够自我安慰,自我放松,或者寻找各种办法娱乐自己。最高境界是甘于寂寞,爱好寂寞,不把寂寞视为寂寞而是视之为一种享受。

   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世人知不知道,理不理解,认不认可,都无所谓。吕端说得有趣:“万金之贾,货虽不售不忧;贩夫闭门数曰,则愁苦不任矣。凡不见知而愠,不见是而闷,皆中浅狭而养不厚者也。”(《呻吟语》)

   历代圣贤和大儒都是坚守真道而甘于寂寞者。他们一方面诲人不倦著述不休,追求不息拼搏不止,满怀热情一腔热血,一方面又有一种孤冷表现和孤往精神,如熊师十力所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十力语要》)

   三有句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世人眼里,儒家似乎有些不识时务,不合时宜,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迂腐,理想化,空谈大道理,与现实相差太远,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这是梁惠王等诸侯王对孟轲的评判,语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儒家自有尊严在,那是王道和师道的尊严。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能认同我的道,我还不给你干呢,退回来,守死善道,从事教育或者述作,把仁义之道、良知之光传承下去。孔子孟子如此,历代大儒无不如此。立德立功立言,立功有赖于一定的外缘,立德则反求诸己而已矣,立言也不必求之于外。

   士,在中国古代代表着知识、文化阶层,是官员队伍的预备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有相当的独立人格和文化尊严,战国士人的表现尤为杰出,子思、孟子等第一流、超一流大人物不用说了,一些二三流人物,也会有精彩的表现。

   《战国策》卷十一的《齐策四》中有一个故事。颜斶是齐国的一位隐士,齐宣王听说他的高名,特别招见。交谈中宣王被触怒,“忿然作色”,然颜斶关于贵贱的说辞让齐宣王心服口服,愿师事之。《战国策》写道: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战国策》)

   当今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戴着儒家桂冠的学者,与古代士人相比可就望尘莫及了(当然,齐宣王的风范更是当今领导人望尘莫及的)。他们无不积极主动地趋向马家帮,随着马家帮的指挥棒跳舞,以帮忙和得宠为荣,正可谓:当局之德风,文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四与时消息,通权达变,但基本原则和道德精神不能变。在文化境界、道德追求上在原则问题上,儒家不会去“适应社会”,更不会去“适应”、苟同、迎合君主。搞法术势的法家和搞合纵连衡的纵横家的表现正好与儒家相反,枉尺直寻算什么,舔痈舐痔亦不在话下,谁适应谁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根本不成问题,适应社会、迎合君主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例如商鞅,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得见孝公,先说以五帝的“帝道”和三王的“王道”,不受秦孝公欢迎,次说以春秋五霸的“霸道”,亦不被采纳,继说以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术”,终得孝公重用。又如苏秦,先欲帮助秦国“连横”,不得用,后游说六国“合纵”;又如张仪,先投奔已经发达的苏秦,共同“合纵”,因苏秦不接纳,投奔秦国,搞起“连横”。

   这些人没有原则,不问是非,蝇营狗苟,朝秦暮楚,与人俯仰,首鼠两端,怎么与自己有利怎么干,极端个人主义。如果说杨朱的个人主义是良性的,利己而不损人,法家纵横家的个人主义则是恶性的,为了利己,为了一己荣华富贵,不惜损人损天下。

   在世人眼里,苏秦张仪之流“一怒而诸侯惧, 安居而天下熄”,似乎很成功,很“大丈夫”,在儒家看来,不过“妾妇之道”而已。何谓大丈夫?孟子有精彩的描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五有人说“如果是毛时代谅你也不敢逞英雄”,意为现在东海说真话,是有各方面和政治环境允许。如果是毛时代,东海不适应也得适应。

   毛氏本有一定文化修养智慧根底,福报又甚大,倘有机会见到儒家“大人物”,受熏真知正见,多多少少应有所感悟。那样的话,成德成圣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人,并非绝无可能和机会。

   只可惜他被法家、被马克思主义蒙蔽了,被意料之外巨大的成功迷惑了(尽管初期还比较清醒),被铺天盖地的歌功颂德冲昏了,终于走火入魔,犯下十恶大罪,带来空前浩劫。最不应该的是,当时大部分大知识分子包括儒家都在他面前低下了高贵或并不高贵的脑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氏“大革文化命”之恶,是他们“纵容”甚至导引、教唆出来的。

   假设今天的东海生活在毛时代,会怎么样?我想,如有机会象郭沫若冯友兰们一样见到毛,我会推心置腹真言直说,指出法家马家的错误,指出毛氏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严重误解,把儒家的优秀、先进和早熟,把儒家的宽容性、文明性、实践性、政治性(制度性)、道德性、真理性、宗教性等等特性,向他一一阐解。

   毛氏听得进去最好,听不进去,我也不会死谏。能放我一马,我会独善其身,老死农村,守死善道,如不能相容,那就到东海成仁取义的时候了。要我适应政治适应社会适应毛氏,要我随波逐流苟同苟异地说假话批孔子,那是门也没有。

   当然,对毛氏的引导和劝谏必须是文革之前。文革发动之后的毛氏,比秦始皇更残暴,比洪秀全更邪恶,已经彻底沦为盗贼恶魔,沦为儒家和国民不共戴天而必须批判、诛杀乃至革命的对象,再不配听到人话了。2011-3-2东海儒者余樟法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3/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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