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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仲勋/辛子陵(公民参考)


   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习仲勋
    
   习仲勋有两个特点,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老一辈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两条的,真如凤毛麟角,所以赢得了我的敬重。
   1947年末和1948年初,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最先发现了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出来反左,于1948年1月19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

   由于义合会议(注:1947年11月 1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种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注:张当时任蒙绥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的信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规定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对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历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历害。”
   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因为小说《刘志丹》案件,康生诬指习仲勋为“黑后台”,毛泽东认定是“利用小说反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十六年。平反后,1978年~1980年,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大陆和香港边界线很有点像德国柏林墙。 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100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脚投票,要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据深圳地方史记载: 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1978 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么“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 
   1979 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搞深圳特区,不是先有中央的决策,习仲勋紧跟执行,是习仲勋主动请缨,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只有对几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认识,不怕右,不怕当走资派的习仲勋,有这个胆识和魄力创办特区。深圳特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发展起来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说:“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全都资本主义化了。”但深圳的GDP 却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8201亿元(8201.23亿元)。增长4100倍。私有制一合法,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按主旋律宣传是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事求是地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对面香港那一套搬过来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执政,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创业安家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羊,为全国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是习仲勋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风险,冲破了三十年森严壁垒的左的闸门,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地干部到深圳走一趟,就算摸到了 “石头”,就知道改革开放怎么搞了。 
   习仲勋干的第三件反左大事,就是维护党章的尊严,跟老人们拍了桌子,反对非法撤换总书记胡耀邦。
   1986年年底,安徽﹑上海﹑北京相继闹起学潮。12月30日,胡耀邦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处理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拒不到会,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
   1987年元旦,北京学生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紧锣密鼓地策划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蒙在鼓里。 
   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政治敏感已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新年造访胡府,寒暄之后提醒说:“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胡耀邦不在意:“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胡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起,是赵紫阳打来的:“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胡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的建议,求见邓小平。谈到分歧时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参加 “生活会”。这个所谓“生活会”是政治局之上的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杨尚昆接着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作为总书记胡耀邦,通知常委邓小平参加常委会,竟成了大逆不道。
   两天以后召开第二次“生活会”,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先发言,他说:“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只见习仲勋大义凛然,站出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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