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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故事何荒唐---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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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自導 故弄玄虛---評蕭默《笑談《一葉一菩提》被禁》之二

余杰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不以為然者頗眾.但若有人以<傑出編導蕭默>為題,記述<菩提>”被禁”這出假戲的出籠經過,相信不會有讀者喝倒彩.
   以下繼續點評蕭某雄文(之二):
   然而,我在上篇文章中寫的話,又有什麼用?(如果蕭某的書確實被禁,那麽他”在上篇文章中寫的話”的确對當局之禁制令毫無作用,但於促銷該”禁書”大大的有用,即新星出版社責編的<說明>中所云:”通過所謂的小道消息人為炒作,誤導讀者購買以謀利”)他們是隱身的,躲在暗處,不留姓名,不留字跡,一個電話,千里之外便可取人首級,制人於死地(這是模仿魯迅筆法,只是此”隱身人”純屬蕭某臆想之產物,實際並不存在)。你根本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更不可能得知詳細過程。你講的這些話,他們都可以不予理睬。(蕭某應該慶幸他筆下無情鞭撻的中宣部和出版總署對其雄文”不予理睬”.按常理,其所捏造的此一”禁書”事件既屬無中生有,則最低限度可以派員約談,嚴厲訓斥蕭某.不過,大概出於”自己人”的考慮,連委婉的批評都沒有.中宣部和出版總署的雅量不能不令人佩服之至!)
   從“有關”對《一葉一菩提》的查禁過程中,我更發現了他們的諸多拙劣和卑鄙的可笑之處,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從蕭某製造”禁書”假案的過程中,人們倒是可以”發現”其”諸多拙劣和卑鄙的可笑之處,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首先,禍是我闖下的,殺人償命,欠帳還錢,文責自負(蕭研究員言重了!莫非你做賊心虛,無意中招認了自己在書中肆意誣陷高爾泰,無異於用筆殺人的行為?),何況,我還是黨員(又打出”自己人”的旗號,以便”組織上”辨別清楚,須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呀!),作為黨的一個重要機構,他們本來應該也可以先找我理論。君子坦蕩蕩,我對我寫出來的每一個字負責,哪句寫錯了,哪句不合事實,甚至全盤皆錯,諸如此類,你那麼大一個權威單位,那麼多拿著國家俸祿的官員,為什麼卻始終不敢與我見面,卻只能對無辜的出版單位施威呢?(這”施威”一事乃子虛烏有,蕭某何以一再拿來說事?豈不聞”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又或者蕭某信奉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複一千次就變成真理”?)前幾年,他們之中曾有人毫無顧忌,公開揚言:“我是黑白兩道都有人。……你們要讓我不舒服,我就先讓你們不舒服。”後來又自打耳光,死不承認,甚至說什麼網上流傳的查禁八本書的說法“嚴重失實”,鬧得自己非常被動,最後,說這話的人連官帽也丟了(蕭某此處所用伎倆叫做”真真假假,以假亂真”!八本書被禁為真,<菩提>遭禁是假,兩者相提並論,混為一談,目的在於把水攪渾,搞亂視線,誘人上當!)。要知道,作為黨政機關,怎麼就可以這麼張牙舞爪,口出狂言,成何體統(此話不錯,但作為知名”學者”,”這麼張牙舞爪,口出狂言”又”成何體統”?)。我們不能醜化黨的歷史,但他們卻是在現實地醜化著黨的形像,作為黨員的我,實在是笑不出來了,感到的只是痛心(好一副黨的忠誠兒女的嘴臉!但你自己欺世盜名的種種醜惡表演,難道不也是” 在現實地醜化著黨的形像”?)。這一次,他們學得聰明一點了,不敢再如此張狂,而更加隱身,惡毒卻不減當年(末尾一句不假,前面幾句則屬蕭某主觀臆測!)。當年,他們給出版了《伶人往事》的出版社摘去了“優秀出版社”稱號,削減20%的書號配額。這一次我不知道會怎麼樣,但對出版社的處罰,我想,從最輕的來說,“檢討”必是不可免的了(蕭某雖是學建筑的,但不無文學藝術家的”形象思維”能力,想象力夠豐富的!)。但,難道你們就真的相信這種“檢討”?出版社那麼多人要吃飯,而你們掌握著從勒令檢討、禁書、減發或延發書號、限期停業整頓甚至吊銷執照的生死大權,在你們的高壓之下,出版社的老總們,即使從保護全社職工的飯碗出發,能夠不違心地被迫“檢討”?對此,我也是笑不出來的了,面對出版社的朋友,只能深深地感到不安。亂子是我捅的,我也願意承擔責任,卻要朋友去檢討,怎麼能夠心安?(蕭大師慈悲為懷,體卹下情,長者風範,使人敬佩!只是可惜全屬空頭人情,因為自始至終根本沒有任何人被迫“檢討”!)

   其實面對這種事,如果是法治社會,依法治國,無非有三種處理方式:(蕭某莫非近期到母校清華的法學院深造過?)
   1,如果本書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或誨淫誨盜……有礙公共利益,就應該由檢察單位提起公訴,由法庭根據相關法律進行公開、公正、獨立的司法審理,但他們也沒有這麼做(這是開玩笑吧!無論作者本人表白,或是眾多文化名人評價,均足見<菩提>字裡行間忠誠於黨國,旨在匡正世道人心,有口皆碑,怎會”由檢察單位提起公訴”?)。直到建國已經六十年出頭的今天,我們國家也還沒有一部可以作為依據的《新聞出版法》(此句倒不失為大實話)。
   2,在本書自序中我曾表明自己的寫作原則是:“凡無關於人性與社會者、並非親歷親見親聞或雖親聞而事涉重大褒貶或不甚可信者、事關他人隱私者,一概不納。”特別強調真實性(你在敦煌不足十二年,書名副題卻是<我在敦煌十五年>,這算真實嗎?),但如果有哪位書中人物認為對他構成了名譽侵害,那就是私人之間的事,與黨或國家機關何干,何須你們強行出頭?“被損害人”完全可以與我進行私下或開誠布公的討論或辯論(美學家高爾泰先生就采取了這種方式,我認為很好)(惺惺作態,如假包換的偽君子!),辯明是非。如果證明本人確實有錯,使我知道錯在哪裡,一定予以澄清,采取公開道歉或一切補救措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高爾泰先生一再指出你行文失實之處,你始終拒不承認,更無為惡意中傷高先生而道歉.可見你所言不可信!)
   3,最後,“被損害人”還有訴諸法律之一途。前些年別的作者也出過幾種有關敦煌“文革”的書,一位在《一葉一菩提》中被我稱為“打人狂”的電工侯興就認為某本損害了他的名譽,向甘肅省法院提起訴訟,說“我有錯,但不能侵犯我的名譽”,雖然敗訴,我卻欣賞他維護自己名譽的膽量和行為。怎麼,這一次的“被損害人”卻連高爾泰和侯興都不如了:既不敢自己出頭,與本人面對,也不敢向法院提出誹謗罪的訴訟,由法院審理,卻逕行由無關的黨或國家機關以公權暗中查禁了事(這都是你的夢囈,建議你不妨今後轉行寫小說!)。這種行事方式,既陰暗又違法,首先是失掉了程序正義,其拙劣與卑鄙,帶來的必然是更多的嘲笑。(講得好,你自編自導的這一幕,”其拙劣與卑鄙,帶來的必然是更多的嘲笑”!)
   我在回答南京周末報記者“您在書中說了不少‘得罪’人的往事,一些人現在還在世,不怕這些人和您糾纏嗎?”之問時回答說:“首先,誰先‘得罪’誰呀(你先得罪高爾泰!)!其次,幾十年以前就‘糾纏’過了,當時咱就沒怕過(可見你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是不倒翁,安然無恙,真不簡單!),現在還要再來‘糾纏’,有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個決議是你虛構的!)撐腰,我還會怕嗎?但如果不再舞弄政治大棒,平心靜氣坐下來探討一些問題,我倒是非常樂意的。”果然,糾纏來了,卻不是我料想的方式,根本就是放冷槍(是你自己放空槍虛張聲勢!),讓你連應戰的機會都沒有,告狀都不知道告誰,更舉不出證據。(既然”舉不出證據”,證明你完全是無中生有,還折騰什麼?)
   我還要從法理角度(你幾時從建築學家變成法學家?)對那些可能認為我侵犯了他名譽權的某些公權人士說幾句。要知道,我在書中寫了涉及到你的事(有嗎?),並不是針對你個人(你這說的是誰?),而是針對擁有公權執行人身份的官員的公務行為。我與這種公務行為的關系是公法關系,不是私法關系,而名譽權是私法問題,也就是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不適用於公民與官員之間的公法範疇,是不能以“誹謗罪”為由控告我的(你害怕觸犯”誹謗罪”,那麽你和高爾泰之間的法律關係又如何?)。即我揭露官員濫用職權或不作為等違法行為,是公民的言論自由和行使監督權的權利。官員只有接受公民的監督和批評的義務,不能反過來起訴公民犯了誹謗罪。在法制健全的世界各國,官員就從來沒有權力以誹謗罪起訴公民。即使公民講錯了,也有免責權,否則,誰還敢批評監督官員?真有失實之處,政府或官員也有方便的手段自行予以澄清。(以上這段話並無虛言,都是實話,對弱勢群體維權不無益處,.但也顯示蕭某慣用的真真假假,以假亂真之手法!)
   新華社在最近即2010年8月7日報道了最高檢察院有關負責人對該社透露的消息,今後辦理誹謗案件要嚴格審查把關,要准確把握誹謗罪與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公民對官員的批評、指責乃至過激的言語當做誹謗罪來辦。還要嚴格把握誹謗案件自訴與公訴的界限。屬於自訴的,除有關公檢法機構外,其他公權部門都不能插手。這些措施,正與前述法理精神相合,也表明了我們的社會畢竟在進步。(蕭某對此做了功課,不能因人廢言!)
   所以,有關人士只能提出自訴(用港式粵語,稱為”隻揪”,即一個對一個地格鬥.但你心目中的對手究竟是誰?身在何處?何不”明示”?)。但如果你已經運用或勾結了公權,你就已經違法,我可以另案反訴你,以制止你繼續運用或勾結公權(×宣部某長曾解釋過該部的工作,乃依據兩個原則:“民不舉,官不糾;上不批,下不查。”這一宣示,使我對於有關人士勾結公權的懷疑更有根據了。要知道,在法理上,這種懷疑叫做“合理懷疑”,即使有錯,也是無罪的)。所以,你得首先考慮,你的自訴對你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如果你足夠聰明,你會有一種決斷。如果你足夠愚蠢,我相信大多數國人的良知。(蕭某向自己虛構的對手狂噴口水,頗為滑稽!)
   所以,掰開來揉碎了來看,對《一葉一菩提》的封禁,壓根兒就是一場鬧劇。(本來就不存在這樣一場鬧劇,此句應改作:對《一葉一菩提》的封禁,壓根兒就是一場獨角假戲! 編劇兼導演統由蕭默一人包辦!)
   在網上我讀過《討伐×宣部》,還有一篇《×宣部瘋了》,雖然我向往言論自由,但就我來說,卻寧願采取更加平和的語言(畢竟是”自己人”,到底對中宣部還有感情嘛!)。我一再著文表達過積極擁護中央倡導的改革開放路線、根據中國的國情實行改良式的改革,走碎步、走慢步、不停步的主張,從不掩蓋自己的體制內改革派的政治立場(但你跟李銳.杜光和辛子陵不同,他們的公信力無可懷疑,你呢?令人不敢恭維!)。在一篇博文中,對於改革開放,我曾經這樣寫道:“我不是政治學家,這些問題本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只是粗淺地感到,在我們這樣的大國,為了保證全局的穩定和發展,不出現蘇丹化和確保高效率,我們還必須至少在一定時段內保持一個強大的適度集權的執政領導力量(意思無非是穩定壓倒一切!)。……這個力量必須受到嚴格的監督,這就包括實現言論自由,建立公民社會,實現法治,保證這個力量必須在憲法規定的框架內活動,以自己的正確路線和意識形態、成員尤其是執政官員的模範行動,保持大多數公民對它的執政合法性的擁護(後面這段話屬於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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