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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给我们的教训究竟是什么？
徐水良
2011-2-16日
看了几篇讨论埃及革命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总结，根据埃及革命对我们的教训，要在现在的中国反对派中搞大团结，云云云云。
所以，我把我前二天2月14日写的部分评论，作了一定修改，放在一起，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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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埃及革命对我们的教训，是要在现在的中国反对派中搞大团结，这完全是违背埃及革命事实的陈旧的思维定势，是从小学开始老师不断教导大团结重要性的那一种陈旧的小学生的道理。说这是埃及革命的教训，简直是莫名其妙。
好多年来，我一再论证，这种思维，是小学生的道理，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我们需要成年人的道理，我们需要做的恰恰相反，就是与已经成为沦陷区的狭义反对派小圈子划清界线，与伪反对派，伪维权人士，伪NGO划清界线，直接去发起和推动广大民众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证明，我的这些论述，完全正确。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教训表明，互联网时代，把精力浪费在多少年来，不仅搞不成功，相反是一再引起大内斗的所谓的“反对派大团结”，完全错误。
相反，只有与已经成为沦陷区的那些所谓的“反对派”划清界线。像突尼斯和埃及那十几个互联网英雄那样，不去找反对派，直接通过互联网找朋友，找民众。
如果埃及那十几个网络英雄去找那些反对派，搞什么大团结，那埃及革命永远不会成功。
相反，只有民众起来了，革命了，那些真的或假的反对派，才都会“团结”到革命周围。
这次埃及革命的经验表明，旧反对派在革命中的作用，有时候是叛卖性的。虽然我们应该接纳旧反对派参与革命，但有必要防止他们可能的叛卖。
十几个英勇的网络人士发起了伟大的革命证明，在互联网时代，革命并不在于有没有什么强大的组织，更不在于有没有这些组织内部的大团结或大分裂，而在于全国老百姓统一的反政府反独裁反专制情绪。因此，革命，必须坚决与亲政府特务线人或可疑分子（尽管我们搞不清可疑分子是不是政府的特务），坚决划清界限，到老百姓中去，去依靠全国老百姓的反独裁反专制情绪。而不是与那些特务线人可疑分子去搞什么大团结。
有志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的朋友们，到民众中去，到网友中去，去寻找朋友，千万不要到狭义反对派沦陷区去，那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暴露你们自己，使你们被特务盯上，监控起来，搞不成革命。
反对派需要大团结，但极权专制条件下，在当今网络时代，不是在革命开始前，而是在革命开始后，才能成为可能。
徐水良
2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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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世界绝不比阿拉伯世界保守。这从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拼命向西方和全世界学习，可以看出来。为了学习，中国人甚至拼命批判和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阿拉伯世界始终坚持伊斯兰教。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不如中国人。
中国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问题只是，由于这个民主共和国被军阀篡权，军阀内战，西方对中国民主支持不力，急躁的孙中山和中国人转而向苏联学习和寻求支援。
这里的问题恰恰是，正因为中国人饥不择食，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结果学习的是西方马列垃圾和所谓的以“自由主义”命名的那些垃圾。结果，先让全世界最最专制的马列主义统治中国，搞公有化大抢劫，剥夺了中国人政治和经济的一切自由。这种做法破产后，又饥不择食，吸收所谓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们，在中共有关部门和特务的引导下，把共产主义反一反，变化而来的保守资本主义，误称为作为西方中间派或左派的自由主义，在这种胡编乱造制造出来的“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搞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走了一次特大弯路，两次大弯路，把时间耽误了。
此外，中共的专制统治，在全世界都是最厉害的，曾经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即使在苏联和纳粹德国，也绝对没有剥夺到这种程度。政权向下延伸的程度，延伸到居民小组，生产班组，这也是苏联和纳粹德国没有达到的。
尤其是，中共的军队，是支部建到连上，控制到每一个战士的彻头彻尾的党卫军。
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是勇敢的。1989年，发起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如果指导89民运的精英，尤其是赵紫阳及其智囊团，如果像苏联叶利钦或者埃及精英那样勇敢，或者，邓小平不是那么残忍，那么没有人性，搞屠杀没有那么坚决，像苏联军方政变将领那样，还有一点人性，像穆巴拉克那样，权威不是那么大，并且多少顾及形象和后果，那么，中国89民运，也就胜利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早于东欧苏联和阿拉伯革命，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学习和得益于中国的89民运。
中国革命胜利暂时的迟到，是由于上面那些必然性因素和后面一个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与中国民众的素质无关。相反，中国民众的素质相当高，只要革命成功，中国未来的道路也要比阿拉伯世界简单得多。
即使华世界的精英，也不比阿拉伯世界保守。这里的差别仅仅是，中共专制统治者镇压革命时，比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专制统治者更残暴，更没有人性。
徐水良
2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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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就收，与见好就收，意思并无多大差别，尤其是没有本质差别。
见好就收与得好就收，得到一点点好处就收，而不是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坚定不移地争取胜利，完全不对。客观形势可以胜利的时候，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争取胜利，而不是得好就收。
赞成一鼓作气，取得全胜的意见。中国的民主已经到了决战阶段。如果革命一旦发生，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实现革命的目标，争取全胜。任何“就收”，或“可收”的无聊讨论和思想，都会阻碍胜利。就收，可收，怎么判断可和不可？纯粹是节外生枝的空话。见好就收，得好可收等等，或者是得点小利就放弃胜利，或者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这里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现阶段局势的判断，是慢慢进步阶段，还是革命决战阶段。两种判断，策略完全不同。
判断现在是革命决战阶段，才能确定发起革命的策略。如果革命条件没有成熟，仍然是慢慢进步阶段，那么发起革命，就是冒进。现在既然在鼓吹和发起革命，那么，这个革命阶段的前提和判断，已经能蕴含在鼓吹和发起革命的行动中。如果在鼓动革命发起革命的同时，又要谈论革命条件没有成熟，或者是慢慢进步阶段的那种收不收问题问题，那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同意革命决战阶段这个判断。那么，任何收，可收的议论，都是干扰革命的顺利进展。
在革命发生以前，我们需要判断的事情，仅仅是，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应该迅速判断是一般性的事件，不可能发展成革命的小型突发事件，还是能够导向革命的重要突发事件。
另外就是要在革命发生取得相当胜利以后，能够判断，什么样的胜利，才是革命目标的实现，或革命的真正胜利。
实际上，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是革命和改良两手准备。自64屠杀以后，则完全进入了准备民主革命的阶段。而不是坚持改良幻想的阶段。可惜被中共地下势力鼓吹告别革命，而受到大大阻碍。现在是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是鼓动和争取发起革命的阶段。
徐水良
2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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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革命条件成熟，在突发事件庆典式革命取得胜利的民主革命，哪个国家在革命中讨论见好就收的？哪个革命拼命讨论收不收这种问题的？一个突发庆典式短时间的革命根本就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否则，必然是瓦解军心，导致失败。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胡说八道，现在还要确定“最佳时间点”，就像胡说革命前英国国王的人治社会，君主主义、容克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被中共控制干扰和只有所谓的基本法的香港，是当之无愧的宪政那样，真是一派胡言。
此次在穆巴拉克下台以前，刚刚表示不再参选总统，并派军队进城前后，胡平就明确表示，埃及革命应该见好就收了。还有跟着胡平鼓吹见好就收的胡安宁，一看军队进城，马上赞成埃及革命必然失败的谬论，说埃及人不知道见好就收，所以必然是见坏不能上。这些谬论。当即遭到本人和其他许多人的痛斥。如果埃及革命和未来的中国革命按照这种谬论来搞，那就必败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说“此次突埃事变，既不能说明‘见好就收’错误，亦不能说明‘见好不收’正确”，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徐水良
2011-2-14日
此文于2011年02月1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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