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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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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上访族写真

京城上访族写真
    —丁子—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十年来,每年来北京上访的人数有十余万人之众,仅设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站,每天都要接待几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
   中央机关的各部委,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每天也有大量的上访者在门前簇集,这些上访者,千里迢迢,有的甚至拖儿带女来北京上访,给首都治安环境带来了压力,也给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制造了很多麻烦。

   这些上访者,多是衣裳褴褛、蓬头垢面,或在街头声嘶力竭的控诉,有的甚至仗胆跪拦首长的专车。
   “民有冤则鸣不平”,这样众多的上访者,是不是昭明世风日下,民怨鼎沸,法纪不振,有辱昇平呢?
   十余万上访族成了首都北京的一种特殊的景观,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记者为了透析这一上访群落的情况,对来京告御状的人们,做了一次深入细致的采访,择其几例较为典型的个案、予以据实报道。
   省劳模成了上访专业户
   来自黑龙江省的上访者陈玉兰是位年过六十岁的老人了。四十年前,她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冶金工业局下属的链条厂工作时,就有铁姑娘的美称。她性格泼竦,身体健康,工作中总是吃苦在先,脏话累话抢着干。因为她工作任劳任怨,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厂劳模、市劳模。一九六O年,还光荣地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得到了当时任黑龙江省长的李范五亲笔签名的劳动模范奖状。
   一九六一年,陈玉兰在一次为工厂运煤的劳动中,由于运煤车失控,造成车翻人伤的事故,她被翻倒的煤车砸伤了骨盆。从此,由劳动模范变成了因公致残的休养者。一九六二年,工厂大量裁员,因公伤在家休养的陈玉兰被裁减下放,安置在齐齐哈尔市附近的农村当了社员。
   从一九六二年起,陈玉兰就为无故被下放进行上访,她一直上访告状三十多年,来北京上访告状几十次,多次被收容遣返,成了个名符其实的上访专业户。
   铺开陈玉兰的上诉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我原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冶金工业局下属的正式职工,曾当选为省劳动模范,后因公致残,六二年被无故下放,后多次上访均被当地的腐败分子打击报复,齐齐哈尔市冶金局信仿办的×××, ×××等人对抗中央批示,扣押上级批给我的政策指标和救济款,并买通有关执法人员,给我打毒药……
   在这些上访控诉材料里,还有陈玉兰评为劳动模范的奖状。人们听到陈玉兰的控诉,看过陈玉兰的材料无不为之愤慨,也真的觉得这位曾经当过劳动模范的女工的遭遇令人同情。在陈玉兰多次来京上访后,记者受有关领导委派,亲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进行了实地采访。
   在齐齐哈尔冶金局系统,提起陈玉兰,作信访工作的人员都非常熟悉,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
   在齐市治金局,一位负责信仿的同志向记者介绍了陈玉兰的情况。
   他说:“当初工厂对陈玉兰做下放处理确实是错误的。可是,经过中央和省市领导的过问,她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为了她的事,中央和省市领导确实有过多次批示,黑龙江省的陈元林省长指派的调查组做出过结论,她本人也被收回国营企业,做了妥善安置,可是她还继续上访。
   负责人向记者讲叙了陈玉兰的真实情况,原来,陈玉兰当时被下放时,还没结婚,下放后,她在农村结婚生了孩子。按照政策规定,将错误下放的陈玉兰收回到国有企业安置为正式职工,这早在十几年前就落实完了。
   可陈玉兰的要求不仅如此,她还要求将身为农村户口的丈夫和孩子们也要给予安置,她说:“平反不能仅给我一个人平,连我丈夫,还有几个孩子,都得从农村迁回城市,安置工作,分给房子。”这样的要求已经超越政策允许的范围,为此陈玉兰还固执地继续上访告状。
   记者在齐市,也专程去了陈玉兰的家进行了采访。那天,天降大雨,座落在齐市龙沙区远郊的陈玉兰的家四围已经成了一片汪洋,记者来到陈家,面对着一尺多深的水无法行进。陈玉兰的大儿子王俊获悉记者来采访,临时从邻居家借来了两双高简水靴,记者才进得了陈玉兰的家门。
   噢,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呀!
   不足十平米的一间小屋,屋内几乎无落脚之地,陈玉兰共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子成家另过,剩下的四口人就栖居在这窄小的天地,二女儿王淑兰,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嫁人,小儿子王强也年过三十,还没有娶妻。丈夫年届六十,因没有正式工作,只好以拣破烂为业。
   陈玉兰算是这个家唯一的正式职工,每月工资二百多元,连年上访,有了一点点钱就做路费到北京去上访告状,致使这个家穷得家徒四壁,屋内没有一件象样的东西。陈玉兰已年过六十,又得了乳腺癌,左乳房溃烂的创口,像一孔黑涧,足足能伸进一个拳头。
   见记者见屋来,她掀开上衣,让记者看她的创口,真是惨不忍睹!
   即便她病成这样,可听说记者是来采访上访的事,她马上就振振有词。
   她对记者说:中央讲理,地方不讲理,只有她有一口气,她就还要到北京上访去。
   记者问她:“你的事情不是已经纠正过来了吗?你为什么还要上访呢?”
   陈玉兰说:“我现在病成这样,这都是齐市冶金局信仿办的人迫害的。他们有钱,给了省收容站的警察钱了,那里的人就给我打毒药,才把我害成这样的。”
   听到这样的指控,记者哑然失笑了。
   又问她“这种事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我亲眼见我们单位领导带着一提包钱给省里收容站的警察送去,警察收了钱就给我打毒药,这都是真的。”
   记者又问:“你们单位领导给警察送钱,你是亲眼见的吗?”
   陈玉兰说:“是呀!我在场看见了,警察收了钱一转身,就把钱放在衣柜里了。”
   记者又问:“当时屋里还有谁在?”
   陈玉兰说:“当时屋里有好几位警察呢?”
   记者心里已经憋不住笑了,但还是耐住性子说:“你还有什么冤屈要上访的呢?”
   “还有中央领导批给补助我的一万元钱也都被信访办的人扣住贪污了,还扣发了我二十二个月的工资,还有我治病厂子里也不给报销。”
   听了这些话,记者又询问陈玉兰的两位子女:“这些年,你母亲不停地上访告状,你们对这件事都有什么想法?”
   陈玉兰的二女儿说:“这些年上访都是我陪着我妈去北京,我跟着我妈也被收容过多少次了,我妈说的都是真的。中央最讲理,地方不讲理,所以有冤只有到北京去告状。我们都支持我妈上访,我们家的钱都用在上访的费用上了。这上访是一定要告到底的,不给我们全部平反,我是死不瞑目的!”
   记者看着这位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心里不禁涌动起一丝悲凉。
   陈玉兰这位曾经当过省劳模的铁姑娘,她确实受到过不公正的处理,她有过冤屈,三十多年来,在漫漫的上访道路上,她不仅自己的心灵上铭烙着无法冶愈的创伤,也把自己的家庭带进了窘困之中,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女们思维,理念亦日趋僵化,在无休止的漫漫上访长途里,消磨、埋葬着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
   这个家庭的悲剧还在续演,陈玉兰和她的儿女们如果不从执拗、顽固的思想误区里走出来,真不知道她们在不可理喻的上访长途里还要穷困潦倒地挣扎多少年?
   十年上访为一墙
   来自辽宁大石桥市的刘显达是一位干练的中年男子,在众多的上访者中间,他显得非常有理智。他不像其它上访者那样,逢人就喋喋不休地倾诉自己的冤屈。在最高法院的上访接待站的院子里,他身着一件黄色的军大衣,面带笑容,与几位混熟了的上访者交流着上访过程中应该恪守的原则和秩序。他是一级级逐级上访,直到把官司打到北京城里的。他随身携带的法律文书中,有各级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回执、通知。他耐心地向别人讲叙着什么叫复议,什么叫规避,满嘴法律术语使他成了许多初来乍到的上访者争相咨询的土律师。他说:“我为了打官司,自己刻苦学习法律,上访十年了。这十年间我研读的法律书籍不比一个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少,如果可能,明年我要参加律师考试,争取获得律师资格。”
   听到他出语不凡,记者对他产生了兴趣,谈论起他本人上访的事,他出示的上诉材料里,虽然是经过县、地、省几级法院的判决,但这件案件的案由却叫记者叹为惊止。
   刘显达仅是因一墙之争,竟打了十年官司。一九七九年,他与领居因砌筑院墙产生争执,为争一墙之地,刘显达拿起了法律武器,把邻居告上了法庭。于是这一道院墙砌好了再拆,拆完了再砌,两家为一墙之地将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来。
   记者看完了上访材料,禁不住对非常自信的刘显达说:“为一墙之争打了这么多年官司,这值得吗?”
   刘显达说:“怎么不值!老百姓争的就是一口气,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法律意识太淡薄了,这场官司,我要子子孙孙打下去,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官司打到底!”
   刘显达了解到记者的身份,对记者说:“我真希望新闻媒体把我的事例报道一下,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的社会就成了法制社会了。”
   对于刘显达的这股挚诚,记者还是有一分钦佩的,但是实在不敢赞同他的这份执著。
   刘显达了解到记者曾有过著述,便非常坦诚地向记者索要了一本书。
   我把自己的作品赠给这位执著的上访者时,引用了郑板桥的一首诗向他委婉地表示了告诫。
   我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十年上访为一墙,让他一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像刘显达这样为区区小事来京上访的是大有人在的。
   贵州的一位姓孙的女士是为了承包柜台的六百元承包费,把官司打到北京来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案由,有为了遗产纷争的,有十二、三岁儿童状告离了婚的亲生父母不支付抚养费的。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状告不孝之子的。
   当然,事无巨细,有冤则申告,这是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不分审级不看管辖,就盲目地千里迢迢来京告御状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加入了上访的人群,耗资耗时,来到北京,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了这浩大的上访群落,一些不正当活动也有了市场。在各上访接待处都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兜售高级首长的电话号码和车牌号的、还有专门为上访者写诉状的黑律师。这些不法活动,趋炎附势,严重地扰乱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秩序,也使一些上访者受到蒙骗,遭受了经济损失。
   对这类不法之徒严历打击是整肃信访工作秩序的当务之急。
   许多上访者由于多年上访,已经成了专业户。他们在京郊租住民房,一边以拣废品,摆地摊为营生,一边毫无休止地上访申诉。
   一位从福建来的郑女士,记者在上访接待站采访她时,她声泪俱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自己的丈夫、儿子被无辜杀害已经九年了,而凶手因财大气粗,关系网盘根错节,至今虽被判死刑,却迟迟不予交付执行的血海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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