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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随笔:《与姜维平商榷》

   
    刚刚看了姜维平先生写的《中国嗅到茉莉花香了吗?》。我此时正喝着茉莉花茶。我是嗅到也品尝了茉莉花的清香。至于中国,我是审慎而悲观。我的悲观,正因于姜维平先生这样既经历过文革,又居海外,按理说该是头脑清醒认识深刻的,然而看先生的文章后却愈发觉得彷徨无路。
   
    姜维平先生在文中提到最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了什麽》,另一本是法国大学荣誉教授白吉尔写的《孙逸仙》,前者真实地洞悉了晚年赵紫阳的深思熟虑,后者还原了“昏庸的政客”,“慷慨而又糊涂的机会主义者”孙中山的真面目。”这两本书我都没看过,但我却不能苟同姜维平先生仅仅通过两本书就下的结论。赵紫阳深思熟虑否,我不可知,但先生如何就得出孙中山是“昏庸的政客”“机会主义者”呢?
   

    我想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都是需要持谨慎批判的态度。我愿意再去找那两本书来读看能否就得出姜维平先生的结论。而紧要的,我看还不是读没读某些人写的文章或书。同样的资料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想在某些观点上澄清后取得共识才是最重要的。比如革命和改良!
   
    革命与改良困扰着梁启超孙中山那一辈人,同样也困惑着我们这一辈人。姜维平先生说“革命是什麽?就是杀人。”还好在革命上面打了引号,知道那不是真正的革命,然而后面的“就是杀人”未免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玷污就辱没了他的名声。正名的重要性不压于与人拼命。“革命”就是杀人。这便是对革命的玷污。改良无非是维护现存的,让现存的更好、维持得更加长久。比如改良之于妓女,就是要让妓女定期地做身体检查不搞价格欺诈,更好地为嫖客服,而革命就好比从良,让妓女不再做妓女。
   
    革命与改良的流血与不流血的问题。革命不代表就一定要流血,他只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比如从专制走向民主这就是制度上的彻底改变。这是革命!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种革命。这话不算错。渐进的改革可以理解为一种缓慢的量变积累似的革命,最后的结果依然是要从制度上做彻底的变变。改革开放可以理解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前期革命积累。不做制度层面上的彻底变革,就是流再多血死再多的人也不谈不上革命,甚至还可能是复辟。
   
    另外姜维平先生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姜维平先生在文中说“毛泽东巧妙地把人民对党的不满转嫁到了刘少奇等对立面的身上,延缓了他的统治,我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刘少奇”之死,死是惨烈的,也是刻骨铭心的。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不仅把老百姓对中共的不满成功转移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而且,还将社会财富转移到了太子党的手里,同样延续了统治。江泽民把矛盾转到陈希同身上与胡锦涛把贪腐转到陈良宇身上,以及薄熙来把坏事转到文强身上,如出一辙,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中国人民具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恨个人,不恨体制的传统思想,因此,不论是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还是国民党革共产党的命,或是某个党内一派革另一派的命,都是血腥的,都是冠冕堂皇的,都是在以暴易暴,都是人权的灾难,都是不公平的!”这其中有多少是牵扯到政治斗争我姑且不论,但先生所说却让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让中国走出权斗的怪圈。而更深层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制度与人关系。
   
    姜维平先生把一切问题归结到制度层面。制度确实很重要,这我不否定!但先生却把人的重要性忽略了。一个制度可以让人集体做恶。如果这样邪恶制度一旦建立,我们还有可能改变它么?按先生的逻辑是改变不了了。一切都是制度的问题!贪污腐化是制度问题!杀人放火也是制度问题?在邪恶制度下还有好人么?我想没人会回答说没有。如果真没有我们就没必要去争取民主自由了。因为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如果有,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做恶或助纣为虐?
   
   
    制度与人依然是鸡和蛋的关系。我们要看到在什么时候谁在起主要作用。一个民主的社会不是一群奴才磕头磕出来的。另外我相信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任何一个选择负责。只要是一个成年人懂得基本的是非善恶就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们刑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凡满18周岁就有完全刑事责任呢。我们为什么要把个人责任推给制度呢?贪污谁都知道是犯法的,可依然有人贪。那就怪不得有人认真了!一些人会说全国百分之八十都在贪,为什么偏偏抓我不抓别人。被抓被杀的人会认为这是自己倒霉是政治斗争。我想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希望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住学校宿社二楼。那时候许多人都从二楼向下倒水,我是不倒的,可有一天我第一次向下倒水就被住下面的人逮着了,挨一顿打。我于是去找班主任。我觉得很委屈凭什么那么多人向下倒水就没事,我倒就被抓住还挨一顿打。班主任调解说“大家都这样做,你也这样做不代表你就正确!”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不是因为挨了顿打而是那句话。大到一个社会国家我想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有基本的是非判断。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犯的错误推给制度推给别人。现在我想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具体的负责人。
   
    专制社会制度有很大问题,可能许多人都是受害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原谅每一个人。文革至今得不到很好的反思,我想就是因为有经历过文革的姜维平先生把什么都推给制度的人的大量存在。我的观点很明确正因为他制度已经出问题了人才是最主要的。如果看不到这点自由民主就没希望。与姜维平先生把什么推给制度不一样,我把所有问题都还给个人。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都是自由地在选择,那么就应该为他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专制社会我赞成一个都不放过,每个人要接受审判,不管这审判来自民主社会的法庭或宗教的上帝。
   
   
    2011年2月4日 草就于长沙租来屋
(2011/02/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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